其一,毒药非“毒”
追溯到远古神农时代,《淮南子·修务训》中这样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
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由此,古代把所有治病的药物泛称“毒药”。《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在古人看来,是药三分毒,实际上是指药物的特性;后来才用以专指毒性较大的药物。《医学问答》对此有解释:“夫药本毒药,故神农辨百草谓之‘尝毒'。药之治病,无非以毒拔毒,以毒解毒。”医圣张仲景更有精辟之论:“药,谓草、木、虫、鱼、禽、兽之类,以能治病,皆谓之毒”,“大凡可避邪安正者,均可称之为毒药。”神农一日而遇七十二毒,是说他一日之中,辨别了70余种药物的特性。药之特性,用对了可以治病救人,用错了就会伤人害命。
其二,四气疗疾
中药有“气”,“气”是什么?它能治病?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在《神农本草经》中说:“药又有寒、热、温、凉四气。”“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药之“四气”便由此而来。中医药理论中说到“气”,居然有27个义项。这个“气”,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概念,而是特指“药性”。的先祖用寒、热、温、凉来诠释药的特性,比“毒”要具体、科学多了,这中药的补,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别具文化情趣。有补气、补心、补血、补肾、补脾、补肝、补肺、补阴、补阳等等,与之相应的方药有“补心丹、补肝散、补肺散、四物汤、归脾汤、补阴丸、补血荣筋丸、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百合固金汤、补阳还五汤、补肾磁石丸、补肺阿胶汤等等,有以上功能的单味药,不下数十种,举不胜举。此类补法多是补脏气。这个“补”,是调理、增强的意思;这个“气”,是指生理功能,即用药物来调理增强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使之发挥正常作用,充分体现中药对人体功能器官治本的作用。《神农本草经》中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即“类”),并说:“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又说:“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
所谓养命、养性,都是突出了中药调养人体的功效,从而保证机体、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正常,这就是许多人信奉中药的原因之一。这是中药学的进步,也是它的特色,这其中也充满了文化意味。中药的这种特性,被一一体现在每一味药中,因为它对于疗疾治病十分重要。对于寒病就要用热性药,对于热病就要用寒性药,这里药性与病性是相逆的,所谓相反相成,这就是药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若非如此,如果“以热益热(用热药治热病,下句仿此),以寒增寒”,就会导致“精气内伤,不见(现)于外”,这是治疗上的严重失误(《汉书·艺文志·文技略》)。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严肃地批判了那些“寒而冷之(是寒病,却用寒使病症更寒,下句仿此),热而温之”的医生,“是重加(即加重)其病”,必导致死亡。中医药学上称这种用药方法为“正治”,即常规治法。还用一种“反治”。
其三,药补趣话
此外,还有味补。《神农本草经》中说:“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在《素问·宣明五气篇》中讲得明白:“五味所入(即进的器官):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可见药味不同,功效各异,原因是,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泄能燥,甘味能补能缓,辛味能散能行,咸味能软坚润下。根据五味的药用功能与进入相应脏腑的情况,也可以发挥其“补”(或补养、或调理)的作用。
其四,君臣佐使
君臣本是一个政治术语,古代天子、诸侯都称君,辅佐君者称为臣,君臣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古代药学家将它
引入药物配伍组方中,成为方剂组成的基本原则。早在西汉初年成书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岐伯回答黄帝关于“方制君臣”时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神农本草经》说:“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欇”。明代的何伯斋更进一步阐释说:“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使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十分清楚地讲明了君、臣、佐、使之药的功能。更详尽一点说,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按需要可用一味或几味;臣药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作用的药物,或者是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辅助君臣药起治疗作用,或治疗次要症状,或消除(减轻)君、臣药的毒性,或用于反佐药,使药是起引经或调和作用的药物。以《伤寒论》中第一方“麻黄汤”为例,主治外感风寒的表实证。君药——麻黄(3两),辛温,发汗解表以散风寒,宣发肺气以平喘逆。臣药——桂枝(2两),辛甘温,温经和营,助麻黄发汗解表。佐药——杏仁(70个),苦温,降肺气助麻黄平喘。使药——炙甘草(1两),苦温,调和诸药又制约麻、桂发汗太过。麻、桂、杏皆入肺,有引经之效,故不再用引经的使药。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的药性有有次,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协调作用,形成一股强大的药力,去攻克外感风寒这一堡垒,临床疗效十分显著,成为千古名方、经方。中药方剂的组成不是几种药物的简单组合,而是在丰富的临床实践基本上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