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苗馆镇偎泉村的乡村卫生所里，有这样一只鞋盒，它见证着一个人从年少到半百的人生轨迹，承载者一个家庭35年一路走来的别样情愫，也诠释着这个人世最质朴无华的仁爱无疆。

在《论语》的512个章节中，使用最频繁的一个汉字，达到了105次，这个汉字就是仁。《论语 颜回篇》有一段关于仁最简单的解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不同的儒学经典又在不同的论述中给予了仁更多地诠释。上下相亲谓之仁，温良者仁之本也。这些关于仁爱的思想，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一贯而来的仁爱思想，在当代，又被赋予了哪些新的涵义呢？

济宁市泗水县苗倌镇偎泉村座落在一片大山脚下，村庄远近有二十几座山头，山头不高，却隔绝了外界的喧嚣，让人感受到与世无争的宁静。偎泉村卫生室是这片被大山环绕的区域中唯一一所医疗机构，它的职责是为附近8个村庄、1892位乡民提供最基础的医疗卫生服务。刘庆民是这所卫生室唯一的乡医，他每天都要往返几十里地在这8个村庄来回奔波。

刘庆民：“我高中毕业后在村里任民办教师，当时山区的条件比较差，也没有医疗条件，得出去一二十里地才能找到医生，一来一回需要五六个小时。有孕妇难产的当时大出血，当时村里没有医生，来不及，扎个架子抬着去城里，结果死在路上了。”

1978年，由于感同身受山村求医的艰难，刘庆民几经犹豫最终决定弃文从医，开始了他长达35年的乡医生涯。然而，很快，刘庆民就发现这个职业远没有他想象地那样简单。

刘庆民说，当时山村的条件非常差，慢性病都看不起，没有钱，有的病号卖猪卖羊来代替医药费，有的就不给了，一次两次，接二连三的就这样。

在泗水县苗倌镇偎泉村以及附近的几个村子里，贫穷让这里的许多乡民几乎无力支付医药费，硬抗着和欠账看病成为他们日常对待疾病的两种基本方式，而天生善良的刘庆民选择了后者：为没钱支付医药费的乡民们先行治病。

患者张守志老人的老伴说，“在县城医院动手术得好几万，一说好几万，咱没钱了，千把两千的都得借，我就寻思这怎么治啊？ 就回家了，回家来让刘庆民给看，他说你别愁得慌，没钱也不碍事，没钱也给看，我没钱，没钱也得给你垫。”

这样的经营方式，让诊所甚至无法自给自足，妻子包现云用养殖种地换来的收入来贴补诊所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刘庆民开始不得不时常借钱进药，然而不断的赊账治病又让这个缺口越滚越大，刘庆民一下子就陷入了这样的债务怪圈。在这个越箍越紧的圈中，本来应该相对富裕的乡医之家成为远近几个村子里的穷户之一。

刘庆民的儿子刘壮说：“我上初一的时候，刚开学老师让交学费，一共126块钱。然后老爸就出去借钱去，跑了三家才借了八十多块钱。”

刘庆民的妻子有时也会劝丈夫去问欠账的人要钱，但是在刘庆民看来，看病的乡民都很熟，都是自己的老病号，家里的条件有钱没钱都能摸得清，人家有钱能不给么？刘庆民坚持认为，乡民们有钱自然会来还债；如果他贸然去讨债，会逼得欠债的乡民拆东墙补西墙地借钱还他，他于心不忍。三十五年来，他从没因讨债而登过任何乡民的家门。

刘庆民：“当时我宁愿借钱去我不会去给他要账去，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他只要有钱就会给我，他确实没有钱。”

刘庆民习惯将赊出去的医药费账单都放在鞋盒里，三十多年里，一些账单散失了，一些被岁月损毁了，而保留下来的这部分也盛满了满满一鞋盒，“这里保存账单的也得接近八九万。”但是刘庆民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可怕的梦靥开始悄悄地侵蚀着这个勉强支撑的家。2010年5月，刘庆民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

儿子刘壮得知这个消息时候，觉得天都塌下来了，这个家完了。刘庆民的妻子也没少流泪：“家庭条件刚好这么一点，他就得这两次病。 我说难道就是这样的命么？我说一旦没了你我怎么过啊。”

悲痛中的刘家人决定，即使倾家荡产也要为刘庆民治病，为了筹钱，妻子找遍了所有可能借到钱的亲戚、朋友，万般无奈的包现云想到了最后一招-讨债，但是这遭到了刘庆民的反对，“人家有钱人家都知道还。咱有病知道没钱看了，人家有病呢？”

不久，又背负了新债务的刘庆民出院了。为了让这个乡民们依赖多年的诊所不至于后继无人，2013年2月，刘庆民把在曲阜中医药学校学习高护的儿子和儿媳都叫回了家帮忙。而他自己，在经过了短暂地彷徨之后，又像三十五年来每一个普通的日子所做的一样，背起了他爱心的医药箱。

笔者问刘壮，如果爸爸老了干不动了，你自己经营这个诊所，你还会这样干嘛？刘壮坚定地说：“会啊”。

临行时，刘壮对笔者说，父亲的鞋盒也许会被慢慢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而自己的鞋盒才刚刚打开它懵懂的盖子，后辈们关于鞋盒的故事也会长传不衰。浓缩在鞋盒里的爱因其代代传承才更显厚重深远，延续在历史中的仁因其代代传承而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