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是上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名词，特指“半农半医”的农村一线医疗人员。他们并非正统科班出身，却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凭着一针一草，担负起广大农村基础医疗与公共卫生的重任，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共同构成早期农村卫生工作的三大法宝。

进入上世纪80年代，赤脚医生这一称谓成为历史符号。但赤脚医生的形态与职责从未消亡，他们以乡村医生的身份，继续着山中济苦的生活。

缺医少药，办医疗培训班

4月15日，趁着周末，纪华祥到厦门看望孩子。不过，他却不敢过夜。“临走前，村里的老人千叮咛万嘱咐，万一大晚上犯了高血压怎么办？”纪华祥说，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48年。

68岁的龙海人纪华祥，至今珍藏着一本泛黄的民间土方手抄本。1971年，他花了将近半年时间，收集整理了超过200份药方，对症小儿出疹、鼻血不止、喉咙炎症等常见病症。纪华祥当时的身份是龙海县白水公社磁美大队的赤脚医生，该手抄本是他的行医指南之一。

时间回到1966年12月的一天。这天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龙海县“半农半医”卫生学校开班。包括纪华祥在内的37名农村子弟，成为第一届，也是唯一一届学生。

“当时，农村缺医少药，遇到病患，要用担架抬着，走水路到白水镇上的卫生院医治，常有村民因医治不及时而丧命。”纪华祥还记得，自己的小妹刚满周岁时，便因出麻疹而夭折。

医疗知识匮乏、缺医少药，是当时农村的普遍状况。龙海的医疗培训班“社来社去”，正诞生于这样的背景。1965年，纪华祥中学毕业，在磁美大队的推荐下，参加了培训班。“完全脱产学习，大队每天补贴8个工分，当时田间干活，每天工分也才10个。”纪华祥说，在两年半的培训中，课程包括基本医疗技术、防疫措施等诸多门类，“每个学期，都跟着县医院来的老师参加坐诊实践”。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夜读到9点半。”白水镇山美村人郑细龙，也是“社来社去”的学员，入学时已近而立之年。由于当过大队的卫生员，又相貌周正，他被推荐学医。他说，当时的学习氛围很浓厚，即便是中小学全面停课的特殊时期，这个医疗培训班也从未中断。“当时大家的文化程度都不太高，所以学起来更刻苦了。”

如今，纪华祥还保存着当时的教材——1965年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农村巡回医疗队编写的《农村医生》。这也是赤脚医生们的第一套专业教材。几年后问世的《赤脚医生手册》影响更为深远。“各地的赤脚医生几乎人手一册，对于当时99%的各种常见病，都给出了基本治疗方案。”纪华祥说，《赤脚医生手册》还成为当时全民健康指导手册，先后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

1969年，“社来社去”班结业。毕业生回到各自公社，开始了赤脚医生的生涯。

一针一草，山中济苦

1969年5月1日，纪华祥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这天，磁美大队保健站正式开张，赤脚医生纪华祥、接生婆、药剂师、伤科大夫四人组成的团队，开始负责全村的基础医疗与公共卫生工作。

这时正是龙海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起步的阶段。按照规定，社员每年缴纳一定的合作医疗费用，再由生产队提取医疗公益金，村民便可以享受合作医疗服务，实现“小病不出大队，大病不出公社”。“每次看病，患者只需要缴纳5分钱的挂号费。”纪华祥说，自己每天享受10个工分的补贴。

一针一草，是当时对赤脚医生行医方式的真实写照。“每周，我都要抽一天时间上山采药，山路崎岖，经常不慎摔伤。”纪华祥说，在长期医疗实践中，自己摸索出了一套土洋结合的行医模式，“小儿急热惊风，用我研究的按穴位推拿按摩技术，基本上能得到有效处置；村民干农活时割伤，不用线缝合，用胶布黏合，最多的一次，用了36捆胶布”。

作为乡医，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是常有的事。当时，从培训班毕业的学员中，仅有25人最终成为赤脚医生，因此，不少偏远山村面临着没有医护人员的局面。“我要常常背着药箱，骑着自行车去邻村东坑村出诊。”1979年的一天，纪华祥出诊路上，不慎翻到了沟里，连车带药箱压在胸口，“被村民扶起后，拍拍灰，继续赶路给村民看病”。

由于病患众多，顾不上吃饭是常有的事。从业没几年，纪华祥就落下了胃病。“24小时坚守岗位，不管是半夜一两点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还是凌晨四五点，随时都可能有村民敲门，要求上门看病。”纪华祥的小儿子纪毅正，还记得儿时的场景，“一家人正吃着午饭，村民提着患者的粪便上门，拉着父亲出诊”。

医患纠纷，在当时也难以避免。郑细龙说，他所在的山美村，民风相对彪悍，“如果医治效果不好，便有可能大闹卫生站”。但这只是小概率事件，赤脚医生与村民的关系，依托于乡土社会熟人关系网络，村医在村中的地位很高。“谁家来了客人，请赤脚医生作陪，被视为一种荣耀。”郑细龙说。

乡村医生队伍也在这一时期，不断壮大，巅峰时接近超过百万人。1974年，邮电部门发行了一套以赤脚医生为主题的邮票，以农村通俗画的形式，再现了赤脚医生“预防”“出诊”“采药”“治疗”的工作场景。

消失的赤脚医生

1985年，相关部门做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谓的决定，原有的赤脚医生经过考核，取得从医资格后，才能以乡村医生的身份继续行医。

这样的变化，源自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生产大队难以筹措到足够的资金，失去了维系合作医疗制度与赤脚医生的经济基础。当时全省赤脚医生总数超过3万人，但很多生产大队未给予赤脚医生应有的工分补贴，甚至将农村医疗站视为副业，由赤脚医生上缴利润，或者让赤脚医生自负盈亏。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赤脚医生选择弃医转行，还有的则发展起经营业务。红桃K、太阳神、中华鳖精等当时市面上流行的保健品，都成为乡村医生创收的手段。

作为坚守者，纪华祥仍然坚守初衷。“2003年非典期间，有从广州和北京回来的村民，我要坚守岗位，每天上门为他们测量体温并上报。”纪华祥说，这一次，他不得不戴上口罩，做好消毒和防护。

相比起早期合作医疗时代，赤脚医生后期的生活显得清贫许多。“1996年，我考上大学，但家里交不起3000多元学费，只能四处借钱。”纪毅正说，为了维系生活，父亲又延续了半农半医的生活，种植香蕉成为家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纪华祥并非没有想过放弃，但村里老人们的嘱托，让他狠不下心。“他们经常说，你可不能走，你要走了，我们半夜发病就没有人管了。”如今，纪华祥最担心的是后继无人的问题。令他欣慰的是，儿子纪毅正愿意继承自己的衣钵。只是，年轻人有更加新颖的构想。目前，纪毅正在厦门经营一家健康管理机构，他希望未来当地能够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农村医疗业务托管给第三方医疗机构，让更加专业与年轻的力量参与到农村医疗实践。

郑细龙的愿景则是希望乡村医生的养老待遇问题能够得到落实。目前，他已经看到了曙光。福建省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方案》，拟将乡村医生的养老加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福州作为先行者出台了具体实施意见，规定符合条件的乡村医生，皆享受养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