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中国器官移植大会于10月29日至31日在杭州洲际酒店举行，对此会议的一些议题我发表个人观点。

　　在本次的器官移植大会上，“杭州标准”一直是热门词汇，在国外有哪些机构采用了我们的杭州标准？杭州标准发表以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一直都用米兰标准，就是5cm.全世界50%的肝癌都在中国，全部采用5cm我们很吃亏的，所以一定要有中国标准。

　　我们就提出来8cm，哪怕它超过8cm，只要它符合两条，比如说甲胎蛋白低于400和病理上显示中分化或高分化，我们也可以做。而且我们总结了国内几个大的中心，有6900多例肝脏移植符合杭州标准，我们3-5年的成活率跟米兰标准是一样的，所以这样的一篇文章发表以后，国际上更加认可。

　　国际上的一些大的中心，比如说美国的UCLA是世界上最大的肝移植中心，他们就高度认可杭州标准，认为杭州标准不但比米兰标准扩大了52%的病人，而且这个标准把握了肿瘤的生物学特性，这个几公分只是大小而已。

　　有时候肿瘤的恶性程度跟这个大小不成正比，肿瘤不是越大恶性程度越高，有时候肿瘤很小它的恶性程度很高，我们把肿瘤恶性程度最高的给剔除掉掉了，将生物学特性较好的拿来做移植。

　　中国的肝癌引起的原因主要是乙肝，西方主要是酒精性肝硬化，有丙肝，它的发病原因不一样，但是杭州标准也适合西方国家，所以有很多文章的发表都引用了杭州标准。

　　将全世界所有的肝移植标准和杭州标准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发现杭州标准适合的肝移植人数扩大了50%多，但移植结果跟5cm的一样，而且包括他们原来提出的5cm的米兰标准他自己也在扩大，5cm扩大到了7cm，我们一步到位就8公分。

　　超过8公分只要满足两个条件：甲胎蛋白低于400和病理上显示中分化或高分化的，我们就可以做肝移植。比如肿瘤有15cm，但病理切片是一个高分化的，或者肿瘤是10cm，高分化同时甲胎蛋白低于400，我们做了肝移植后显示3年、5年的成活率非常好。

　　我们制定的这个标准以后其实是有很大的突破和创新，国际上有很多都引用了我们这个杭州标准。同时前一段时间印度一个中心发表了一篇文章，将全世界所有的肝移植的标准叠放在一起，将杭州标准作为一个分水岭。为什么把我们杭州标准作为一个分水岭，因为我们提高到了8cm同时又和生物学特性结合在一起，具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会上您提到一个特别有趣的词“移植外交”，对此有哪些计划来推动移植的国际化？肝脏移植的技术，我们实际上这几年很多地方跟国际上平起平坐，甚至是超过了国外，特别是活体肝脏移植技术。美国和日本都有活体肝移植捐肝者死亡的报道，但是国内目前为止做了两千多例的活体肝脏移植还没有出现捐肝者死亡的病例，足以说明中国活体的肝脏移植水平还是很高的。

　　2010年，印度尼西亚的印尼大学的附属医院来到浙大一附院的中心来取经，派送人员过来培训，经过一年的考察和培训。2010年邀请我们一行去了20多个人，一个星期连续做了4例肝移植，都非常成功。

　　印尼是一个有三亿多人口的大国，主要是乙肝加丙肝还有肝癌，非常复杂，同时印尼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没有器官捐献，只容许活体间的捐献，所以我们去做了活体肝脏移植。我们去了一个20多人的团队，有外科医生，麻醉科医生，护士，ICU医生，放射科医生，有超声科医生，非常齐全。国际肝脏活体移植是一个系统，一个两个医生是做不了的，需要一个团队来完成才能保证质量。

　　我们团队在印尼的影响很大，现在印尼的医学界每年开年会都会邀请我去讲课，他们都非常尊敬我们。所以中国驻印尼大使就说，跟印尼建交60周年，两国关系并不怎么好。上半年杨利伟来引起了航天热，这次你们来更热。为什么呢，因为印尼的肝病患者太多了，你们来了以后能给他们开展肝脏活体移植而且还得到很好的效果。

　　通过印尼的活体肝脏移植也影响到了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周边的国家，所以我为什么讲移植外交，实际上从印尼到东南亚诸国的活体肝脏移植确实是一个移植外交，扩大了影响。

　　下面我介绍下本次大会有哪些亮点，对于推动我国器官移植规范化的发展有哪些助益？第一个，今年大会的规模很大，超过历届的规模，来参加的人非常多，而且参加的专家当中年轻的人占得比例很大，足以证明我们中国这几年器官移植的年轻队伍已经成长起来了。会议内容涉及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的诸多方面。

　　同时我们前段时间成立了六个学组，有肝移植学组，肾移植学组，小肠胰腺学组，心肺移植学组，肝癌移植学组，基础研究学组，六个移植学组成立以后，大家的积极性都提高了，培养了一批年轻人；

　　第二个亮点是大会的命题很新颖，紧盯着目前国际上一些热点问题。

　　一、器官短缺的问题，这个是世界的难点和热点问题，自本次器官移植大会开始，中国正式进入以公民自愿捐献为唯一器官来源的器官移植发展新阶段；

　　二、活体器官移植，比如说活体的肝脏和移植肾脏，从活体器官移植这个路径上来解决器官短缺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因为在亚洲，像日本，台湾，香港地区基本上都是活体器官移植。中国器官移植未来的除了公民自愿捐献器官之外，应该扩大活体器官移植的例数。

　　活体器官移植的技术含金量很高，难度很大。国际上已有活体捐献器官死亡的病例报道，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日本，中国做了两千多例活体肝脏移植，还没有死亡病例的报道，足以说明我国活体器官移植的水平很高。

　　三、我们目前倡导的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怎么来保证质量，这一块的内容也非常新，因为这个捐献器官越来越多了以后，面临着器官质量的问题，这些器官取下来以后我们怎么样保证他的质量，移植到患者体内能否成活，这个是关键，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

　　四、关于器官移植以后长期利用免疫抑制，怎么样使得免疫抑制剂的使用最小化，最低剂量的免疫抑制剂得到既抗排斥同时又不产生副作用，这是我们大家都在探索研究的问题；

　　五、边缘性的供器官，就是说血型不合的器官怎么利用起来，有一些器官捐献的年龄比较偏大，还有些捐献的肝脏器官会有脂肪肝等问题。过去我们认为不能用的器官现在怎么把它利用起来。

　　过去中国器官移植的指南共识都是参照国外，很少有我们自己的，现在我们主张医学走向世界，活体器官移植走向世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共识。比如肝癌移植的杭州标准已经被评为国际标准。

　　DCD器官移植的供受者标准、器官移植后的病理问题、移植以后免疫抑制剂的应用等问题都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标准。国外的有些标准适应不了我们，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标准，才能使中国的器官移植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