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0～12日，倍受瞩目的“第八届CSCO乳腺癌高峰论坛暨2015北京乳腺癌论坛”在北京隆重召开。解放军总医院的王建东教授参加此次会议的感受，并讲解了年轻乳腺癌高危人群是否需要预防性切除双乳以及乳房再造时机的选择问题。

　　

　　江教授组织的乳腺癌高峰论坛是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会议。这次会议召开的时机非常好，恰好在St.Gallen共识会议结束之后。今年的St.Gallen会议共有三位中国专家加入共识专家团，江泽飞教授作为国内最早参与投票表决的专家，每次都在第一时间为我们传达St.Gallen会议的最新信息。今年的高峰论坛，既有“高大上”的共识讨论，又有“接地气”的经验分享，解决了很多临床实际的问题。在“国际共识、中国声音——2015St.Gallen共识解读”专场中，不仅有世界的指南——最新的圣加伦共识会议的精神，还有中国专家的解读——国内专家的投票。对于参会的专家和医生来说，这是国际最新进展与国内专家认识现状的一种互动。我觉得这次会议的形式和内容都非常贴近国情。同时对乳腺癌的全程管理，以及对以治疗标准化为基础的个体化治疗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因为对于高危乳腺癌人群，特别是有BRCA1及BRCA2基因突变的人群，患乳腺癌、卵巢癌的概率比一般人群高出很多。而且我认为，朱莉能够下决心做手术是与她的个人经历有关的。她亲眼目睹了她的母亲从被癌症折磨到最后去世的过程。我认为对于是否进行预防性乳房切除，不仅要关注事实上的高危因素，也应该考虑个人的主观意愿。如果现在有一位30岁左右、看上去很健康的女性做了基因检测，医生告诉她是高危患者，并且将来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概率很高，并建议她把乳腺、卵巢切掉。我想假如她也有与朱莉相似的经历，她可能会按照医生说的去做。但如果她没有这个经历，她可能就不会这么做。

　　

　　因此做预防性切除，要尊重患者的意愿。如果患者能够意识到情况对于她来说是多么危险，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多么痛苦，那么应该进行这样的手术。当然我想任何人，包括朱莉，下决心做手术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肯定要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思索过程。

　　

　　还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基因突变的研究主要在欧美人群中开展，对于中国人群是否适用，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综上，我并不反对进行这样的手术，但我认为应该慎重。

　　

　　首先，我支持，在我的临床工作中也做了很多一期乳房再造。但是，如果患者有做乳房再造的要求，但又必须要接受放射治疗的话，我一般推荐她在放疗后进行再造。因为放疗本身对局部组织，包括皮肤，有一定的损伤作用。而且在患者进行完整个治疗之后，再做乳房再造，可以让患者有个恢复的过程，可能更适合一些。因为相对来说，一般需要做放疗的患者，要么是局部肿瘤大，要么腋窝淋巴结有转移。这种情况相对于没有腋窝淋巴结转移的患者更高危一些。所以对于这类患者在全身治疗做完之后，再做更适合。

　　

　　当然也有一些放疗专家认为，一期成型后再做放疗，也不会对再造的乳房的外形有影响。但我认为，毕竟乳房再造带来的创伤，比普通的改良根治术要大一些。因此我个人推荐乳房再造在放疗之后做。当然，如果患者表示没法接受没有乳房的过程，也可以考虑在放疗之前进行乳房再造。因为现在一些临床研究认为，放疗对整形后的乳腺影响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