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生数量逐年减少，这是惠州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中发现的一大问题。上周，市人大常委会开会关注乡医群体，据媒体报道，目前乡村医生年龄偏大，全市60岁以上的村医有111人，如落实《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的退出机制，未来几年部分偏远地方的村卫生站将后继乏人。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红进一步指出，乡村医生队伍不稳定，一方面是工资待遇偏低，部分行政村人口逐年减少，前来就诊的人次下降，直接影响了工资收入；村卫生站尚未纳入医保联网，影响收取一般诊疗费等。另一方面是养老保障难以落实，相关政策存在不连续性，而且相关补助比例，很多行政村无法兑现。

这大概就是乡医群体在一座珠三角城市的全貌速写，让人颇有寥落之感。几年前，网上就曾流行一个关于乡医的段子，道是：“最苦乡村医生，一辈输液打针。当年赤脚医生，民办教员同等，而今教员转正，工资年能提升。只看乡村医生，常年不闲波奔。无论风雨雷电，岂管半夜三更。同是阳光职业，为何不能平等？”想必是一位年迈乡医的创作，否则这些发自肺腑的牢骚哪能让这一群体都心有戚戚焉？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卫小春用“五低五难”较为准确地概括出当前乡村医生队伍的问题所在，即“学历层次低，考取医师难；社会地位低，人才引进难；收入待遇低，队伍稳定难；保障水平低，保险衔接难；工作起点低，筹措经费难”。可见，乡医队伍建设仍是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的薄弱环节，难以适应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无可否认，乡医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们对村庄人口的健康保健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随着城乡差距的拉大，乡医的窘境日益凸显。乡医人才的欠缺成为基层医疗发展之痛。惠州政府部门曾尝试让科班出身的医生在乡村和城市之间达到流通，似乎收效甚微而不了了之。医疗卫生事业具有公益属性，完全推向市场化经营显然背离了初衷，尤其是广大的农村腹地，更容易成为市场的弃儿。因此，不管是乡医人才的培训、交流，还是医疗设施、布局等方面，都需要政府加大资源和资金的投入，进行有效的指导和引导。可惜，目前基层政府几乎抱着不管不问或无能为力的旁观者姿态，既不造血也不输血，职责和责任玩起了“躲猫猫”，乡村医疗甚至有倒退的迹象和危险。

“小病不出村、中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这是广东医改提出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首要就是补足乡村卫生事业的短板，让基层人才短缺、激励机制缺乏、职业晋升通道狭窄等难题得到根本性解决。人才集中于大中型城市和大中型医疗机构是医疗人才资源分布的一个普遍特点。当医疗人才资源过度集中之后，不仅不能让这些资源最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反而使得这些医疗资源远离基层民众，甚至使得乡村成为医疗服务的真空区。有鉴于此，政府的职责就很明晰了：以政策引导和资源投入对抗人才流动规律，促进乡医回流形成效应。

当乡医的梦想照进现实，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和社会公平，才不会变成一句漂亮的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