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跟公务员编制一样，可能比他们少一点钱，主要还是很稳定。”

今年35岁的徐信仪是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卫生院中医康复联合病房的负责人，2011年从广州中医药大学硕士毕业后，她进入花都区人民医院担任一名普通的中医师，直至2014年通过花都区卫计局统一考试，成为花山镇卫生院的在编人员。

资料显示，花山镇卫生院现有工作人员288人，其中251名人员拥有编制，年门诊量达26万人次，年收治住院患者5000多人次。

在徐信怡看来，有了编制意味着这是和公务员一样稳定的工作。加入花山镇卫生院四年后，她从一名普通中医师成长为中医康复联合病房的负责人，年薪也从2016年的26万元逐年涨到2018年30多万元。

花都区在过去十年以入编制、高额财政补助等方式想办法把医生留在基层。如今，这支“高学历、高水平、高收入”的医疗队伍不断壮大。花都区卫计局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区镇街医疗卫生机构拥有831名本科学历医务人员，占医务人员总数的58.56%，其中硕士、博士17人。

随着名医下沉到基层，乡镇卫生院医疗技术得到提升，花都区基层留住患者的能力正逐步增强。花都区卫计局此前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10年到2017年，全区基层医疗机构高血压出院人数占总出院人数的比例，从4.57%增长到7.48%；糖尿病出院人数占总出院人数的比例，从1.16%增长到2.48%.

尽管花都的种种改革被视为基层医改的样本，但是放眼全国，许多地方仍存在基层医疗机构对医生缺乏吸引力的问题。“由于基层的待遇和职业发展等方面不足，无法吸引足够的现有医疗人才到基础医疗层面来。”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曾撰文指出。

在中国农村，村医年龄高、学历低问题相当严重。《2018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我国近1/4的村医超过60岁，不到35岁的村医仅占9%；村卫生室的医务人员有78%为中专学历，本科以上学历的村医寥寥无几，这也使得他们在面对一些复杂的病情时不能及时准确地诊断。

此外，待遇低导致了乡村医生流失现象严重，今年7月份，河南36名村医因补助资金被克扣等问题集体辞职事件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而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末，我国乡村医生总数为84.5万人，比上一年减少了5.6万人。

“现在村卫生室从事的都是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工作，村卫生室既然由政府来办，村医就应该由政府来养。即使不能当作一个全额的编制，至少也应该是合同制，要体现政府的责任。”医改专家魏子柠对界面新闻表示，对于基层工作人员来说，编制意味着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其社会地位和自豪感也相应提高，吸引力还是很大。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已出台多项政策试图转变村医身份。2013年8月，原国家卫计委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乡村医生养老政策提高乡村医生待遇的通知》曾提出“县聘乡管村用”的乡村医生聘用原则，同时明确对村医实行劳动合同管理。201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通过10年左右的努力，力争使乡村医生总体具备中专及以上学历，逐步具备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

据界面新闻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甘肃、贵州、山西、山东和海南等省份推出村医“乡聘村用”的政策，取得一定从业资格证的乡村医生有望“转正”，享受职工保障。

不过，长期致力于基层医改的地方卫生系统人士徐毓才指出，目前各方面编制都是只减不增，到处都缺，给村医增加编制比较难。此外，纳入编制都要通过考试，而考试设置了学历、年龄等种种条件限制，这对于一个老龄化严重、学历偏低甚至不少人没有学历的乡村医生群体来说，过关的难度显而易见。

对此，国家卫健委体改司副司长庄宁日前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国家卫健委正在考虑将村医的编制、身份问题，以及保障的政策问题，作为基层医疗机构改革的下一个阶段计划向前推进。

“村医入编涉及到地方的财政能力，以及政策瓶颈的突破问题，这些技术难度还是比较大”， 庄宁表示，乡村医生入编是一项大工程，需要通过强化机制来逐步推进。

徐毓才对界面新闻表示，花都基层模式虽然解决了高学历人才不愿意来基层的问题，但从长远来看，解决编制并不是留住乡村医生的主要因素，“如果待遇和职业发展受限，乡村医生的付出与待遇不成正比，这些高学历的医疗人员更容易流失。”

如何留住高水平的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徐毓才认为，应当建立一套人才合理流动的机制，让年龄大的乡村医生能够退下去，年轻的、高水平的人才能够进得来、留得住。“对于优秀的乡村医生，不能仅仅让其在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之间流动，而应该给予他们到外面学习，甚至可以进入区县级、市级医院工作的机会。”徐毓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