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命船早已被搁浅在时代的岸上，江里的水涨了，也是靠在那里，水落了，也是靠在那里，走不了了。”

67岁的叶孔平一辈子几乎没有离开过他所在的桐南村，在他空荡荡的裤管里，似乎只剩下两根严重弯曲的骨头。目睹着村里的孩子一拨一拨长大离开、昔日的同学成了如今村民们羡慕的教授、处长、卫生厅副厅长……叶孔平依然是一名留守在原地的乡村医生。

村子里的老老小小，都曾是他的病人。

 童年的意外

1963年11月，福建省闽侯县南屿镇桐南村，一个13岁的孩子。

叶孔平正读小学六年级。一场课间的乒乓球活动上，一个忽然的扣球和转身，他跌倒了。在农村，孩子跌倒是司空见惯的事，谁也不会想到一次跌倒竟会酿成日后终身的残疾。

从跌倒的周五下午到第二周周三，叶孔平都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继续上学、放学……周三夜晚，他开始发烧，轻微疲倦。周四，他照常上学。周五早上，邻居大娘喊住了他，要他带着自己的儿子顺道去买肉。

途中，叶孔平觉察到不对劲——平日里可以走得飞快，这天却走着走着就慢下来了，腿脚异常酸痛。他交代邻居儿子：“你得赶快走，迟到了就买不到肉了”，自己则步履蹒跚地落在了后面，直到小男孩买肉回来，在半道上发现了他。

中午放学，叶孔平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短短一段路，他停下来坐在地上三次，“实在走不动了，痛。”吃过午饭，邻居的孩子们已开始往学校方向走，只剩叶孔平一个人站在门口，挪不开步子。

他的脚踝在忍受剧痛，口中却没敢吭声。这时，天开始下起了毛毛雨，父亲从田间扛水回来看见了他，拿出口袋里的两毛钱，交给他，喊他从家里拿些米到老人馆里爆了，便走开去。叶孔平忍着痛，拐一步、立一步，回到了家，躺下，爬不起床。

第二天早上，父亲把叶孔平背去了镇里的卫生院，医生开了一针青霉素，“那时只是个小孩子，非常怕打针。”看完病的这天，叶孔平的脚似乎不痛了，于是接着去学校。而紧接着，他再次发病，“这一次不得了了，躺在床上将近一年，起不来，每天都痛得要命。”

一年时间里，父亲曾背着叶孔平到福州市二医院刚成立的骨科住过院，一个月过去不见效。他至今记得深刻，父亲由于担心他的脚在公共汽车上被人碰撞，以及公共汽车本身的颠簸使得脚一跳一跳的，会加剧疼痛，他亲自背着自己从南屿镇步行到了福州市区，途经一条江时还坐了一回轮船，路上一共走了将近十七公里。

“当年很可能是髋关节化脓，”回过头，叶孔平分析道，“换现在，只要马上进行手术，把里面的脓取出来、进行消炎，就没事了，而那时生活困难、医学条件有限，一直看都看不好……”

这似乎也在冥冥之中，指引了叶孔平后来一辈子从医的路。

一颤一颠间

1973年，叶孔平加入赤脚医生的队伍。

换上白大褂，他比坐在自家院子时的样子要精神得多，声音也亮堂了起来，“现在这周边，至少90%以上的人都知道我，这大概就是我成功的一面了。”

走上行医道路，其实是一场时代替他做好的选择。13岁那年的意外，致使他被迫躺在床上一整年，并休学了两年、复读了一年六年级。“文化大革命”间停课又复课，作为复课后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叶孔平最开始的打算是成为一名民办教师，但他被告知民办教师已全部招满，于是被安插在了桐南村公社卫生院。

没有任何医学基础，叶孔平开始“从0到1”的学习。先是参加公社卫生院的集体培训、跟着公社卫生院里的老医生当学徒、后又赶上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桐南村公社卫生院被下派了大批来自福州市第二医院的各科医生，每两天就有一次对公社卫生院里的赤脚医生进行授课，授课结束后，叶孔平又跟至福州市第二医院学习了三个月。

1976年，积累完三年临床经验，叶孔平已基本独立，并逐渐成为村庄生活不可或缺的角色。

为了出诊方便，1988年，叶孔平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自行车。“自行车一学会了就会上瘾，我后来白天、晚上出诊都是骑自行车，没骑就好像丢了什么。”

由于腿脚残疾，叶孔平学骑自行车的过程比一般人艰难得多，“在操场上，我一直转转转，一不小心，一下子就直接连人带车冲到池塘里去，再自己爬上来，怕了好几天，然后又继续学。”

然而，2006年，叶孔平再次遭遇了人生的一场意外。

他记得，自己出事那天，去诊所找他的病人比往日都多，看完了诊所内的病人，他还要到病人家里出诊，等准备回家时已过了饭点。叶孔平的自行车在前面颤颤巍巍地走，一辆身后的拖拉机开得飞快，直把他往小路边上塞，最后还是没刹住撞了上来。

头往后仰着重重着地，叶孔平被摔出了脑震荡，“当时我就昏迷了，被人扶起来时天地都在倒转，呕吐得非常厉害。”被紧急送往福建省立医院急诊科抢救后，他又被送至ICU病房观察了2天，并住院了20来天，最终躲过此劫，“如果没有现代医学，十年前我可能就报销了。”

一辆自行车，一条乡间小路、一条残腿。叶孔平的行医路在一颤一颠间，度量了岁月。

生死见证者

从医数十载，叶孔平见证过太多生死。有命悬一线的病人在他手中存活下来，也有熬到生命最后时光才找到他却为时已晚的绝症病人。

2007年，一位村妇在田间锄草时被毒蛇咬伤，叶孔平听到传闻后跑到现场，用绳子紧急绑在村妇伤口的上端位置，一边替她从上往下挤压出伤口里的毒液，一边大量用清水冲洗，每隔半小时绳子被松开一次，以防腿部坏死。前期处理完伤口，叶孔平钻到路边草丛里拔能治疗蛇毒的草，将草叶舂成药泥敷在村妇的伤口上，然后烧了草药汤给她喝下，救了村妇一命。

春节前，他的内弟患了严重的带状疱疹，却被当地医生误诊为普通的皮肤病，在开了各种药膏涂抹后病情恶化，三天后，他电话求助叶孔平。叶孔平开了个微信视频过去，在视频里看了他的症状表现，告诉内弟这是带状疱疹，又叫缠腰蛇，后来内弟在福州市总院的检查结果证实了他的判断。叶孔平亲自为内弟开了三天的药，三天过去，内弟脸上原先肿得吓人的水疱消了，结痂也悉数脱落。

尽管早已是村里颇具威望的乡村医生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但对待每一个病人，叶孔平仍有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之感。“人家把命放在你手上，你千万不要当儿戏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要认认真真，你治得了，把人家治好，治不了，对不起，马上让人家到大医院，作为一个乡村医生，要有这样的态度。”

一天下午，叶孔平坐在卫生所里给病人看病时，一位村民急急忙忙赶来，求他当即出诊一趟，称自己的大哥快不行了，“我到他家里一看，他大哥正躺在那里上气不接下气，缺氧、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这么多病。当时没有条件，无法给他输氧，我直接告诉他，我不给你打针，我只开一天药给你，你今天吃一下这药看什么情况，如果没好转，你明天不要再来找我，立刻去市里的医院。”

叶孔平称自己是在投石问路。好在当这位村民的大哥在吃完第二包药后，精神已整体轻松下来，没多久，叶孔平就在出诊的路上，看到这位昨天还不省人事的大哥站在村子的操场上玩了。

这位求助叶孔平的村民后来告诉他，其实自己的大哥在没给他看之前已经给另一位医生看过了，那位医生说大哥的命恐怕保不住了，所以那时家里本来已到小卖部买好了鞭炮，只等他一死了就放。

然而，不是每一个生命都能死里逃生。“去年，大兴的妻子一大早来找我看病，说自己两三天都没吃东西、人非常疲劳、四肢无力，我看她的面容，就给她量一下血压，血压还可以，给她听一下心脏，心跳也还可以，我再给她测一下血糖，血糖一测不得了，22.8，我说你马上到福建省立医院或者福州市总院挂急诊，我不能给你看，但她的丈夫说，你蛮开一两粒药给她先吃一下，明天再说吧，我说我半片药都不开给你，你马上去！叫你儿子在省立医院急诊门前等，你马上租一辆车，马上走。他看我这么坚决不给她看，满口‘好好好好’，就回去了。”

但大兴并没有立刻带着妻子到市里的医院，第二天早晨，一个邻居告诉他，“旗山村有一个医生也很好，你不妨到那边去看一下。”大兴听信了邻居的话，在南屿镇旗山村，妻子吊完三瓶液后，病情急转直下。大兴慌了，这才准备收拾东西走，可还未赶到福建省立医院，妻子已死在了半路。

“前三四个月也有一例，一个妇女走都走不动了，被女儿和丈夫一人一边扶到我诊所里来，我看了让她马上到市里医院抢救。抢救过来后，她一直疲劳、脚酸、躺在床上，开头都还不错，到了腊月二十二晚上，我下班在家吃晚饭，她的丈夫叫我马上去看一下，妻子昏迷了。我到了他家看了说，你老婆不行了，好像走了，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叫我？我叫他把妻子的被子翻起来，女人弯弯曲曲的，两只手放在胸前，我给她听一下心跳，什么都没有了， 我说，走了。”

眼看着村民的相继死去，叶孔平感到作为一个乡村医生的无力感，“农村里，经济不行，家属有时候也不重视，认为有病去看的话，还得花多少钱？就这样一直拖拖拖，拖到最后都晚期了才来看，来不及了。”

叶孔平也尝试给家属讲讲课、传授一些医药知识，但村民的接受程度并不如人意，“一来大多数人也没有文化，二来还要去找饭吃、要养家糊口，哪有心思、有耳朵听你讲这七七八八？”

生命自有因果，除了见证生死，叶孔平也见证着不同人对待生病的态度，“有的家属带病人过来，跟我说，钱没关系，用好的药，一天两天就好了，有的开了十来块钱的药就喊这么贵啊。不同的人观念不一样，这跟他们的经济有关系，但多数还是没钱人。”

被时代搁浅

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村子里一批读过书的年轻人考上了大学，纷纷离开了村子，而叶孔平却因腿疾在体检中不合格而没有能离开，“我的同学70%以上都考走了，我现在的同学有教授、处长、卫生厅副厅长，本事的非常多，只有我草包了。”叶孔平带着些许落寞自嘲道。

这一留就是一辈子。如今已进入晚年的他，仅凭每个月为村民看病带来的1000多元收入维持着家中的生计。2015年10月，闽侯县开始为每位乡村医生发放570元/月的补助金，目前多个乡镇已落实到位，而叶孔平至今还没领到这笔补助金。

作为乡村医生的前身，赤脚医生在上世纪农村中被当作民办教师的“双胞胎”。让叶孔平感到内心不平衡的是，“为什么民办教师都转正了，我们乡村医生却转不了？我搞40多年的乡村医生，也是领570元，别人搞15年，也是570元，况且这叫生活补助，还不叫退休金，而闽侯县因年龄大无法转正的民办教师拿的退休金是2200元/月。”

“补助金”和“退休金”的几字之差，便意味着乡村医生并不属于政策编制人员。作为上世纪50年代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至今乡村医生缺乏明确的定位和身份的认可。

桐南村卫生所最早曾有5名乡村医生，如今走的走、退的退，只剩下叶孔平和一名女医生王美英。看着空荡荡的卫生所，叶孔平叹道：“很多人都不想干了，人家出去打工，一个月至少都赚好几千块。现在我这一代没有人接班，我走出去，这里面就空了，没有新人进来，我一死掉，门一关，谁来这里？”

王美英是1970年来被下派到桐南村的知青。回想公社办班学习的年代，王美英乐了，“年轻的时候，很爱看病，那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老师教完、笔记本记了，就对着书本知识给病人看病。”几十年过去，那些曾被她诊断出的如不完全性肠梗阻等危急病例，王美英称现在不敢看了，“学无止境就是医生，越学越怕。”

平日的午后，桐南村卫生所内空旷而安静，任何人说话的声音都会在水泥墙间形成回声，诊室的办公桌上摆着基本的办公用品、一张旧报纸和一个老式算盘。置身于几十年如一日的小诊所，王美英不免感叹，“我们就只有一个听诊器、一个血压计、一个体温计。你说我们X光照得来吗？CT会做吗？心电图会做吗？血化验会做吗？”

王美英说，“反正现在的状态就是一天天工作，打针、拿药，把它做好好的，回家就抱抱孙子。”当天黑下来时，她会出现在村子里的空地上，跳跳广场舞，有时也教别人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