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陌生的死神
2014-11-27 06:19 来源：医学教育网
埃博拉：陌生的死神
2014年年7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马拉松般的紧急会议吸引了全世界的瞩目，会场内的唇枪舌剑，媒体、网络上的激辩争执，都围绕着自7月8日爆发至今、已造成至少599人死亡的以色列-哈马斯加沙冲突展开，不论持同情哪一方的立场，人们无不对巴以冲突这个死神给平民造成的惨痛伤害感到痛心。
然而几乎于此同时，另一个陌生的、肆虐时间更长的死神，却悄无声息地在地球另一片更广阔的天地里，夺走了更多无辜平民的生命，而国际社会、舆情、网络和公众，对此却冷漠得多，甚至，他们中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死神和这场悲剧的存在。
这片不幸的天地，就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广袤非洲大陆；这些不幸的人，就是缺医少药、卫生条件的非洲人；这个悄无声息的死神叫埃博拉，是一种恶性的、迄今没有任何特效药可应对的出血热类传染病。
7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召开有11个非洲国家卫生部长、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参加的埃博拉疫情控制大会，会上散发的材料显示，自今年3月至6月底，仅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三国，就出现埃博拉病例750个，死亡人数逾450人，而6月最后一个星期三国共发现22例新病例，死亡14人；7月20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的埃博拉警告则指出，上述三国可确认的病例已达近千例，死亡人数已逾600.
埃博拉这个死神有多可怕？
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人，会高烧、肌肉痛、全身无力、上吐下泻，随即出现内外出血不止、器官衰竭甚至溶解的可怕现象。这种病毒可以通过血液、皮肤、排泄物、汗水或性行为交叉感染。
迄今为止，埃博拉是地球上死亡率最高的瘟疫，历次疫情中死亡率最低的一次也高达53%（1976年，苏丹），死亡率最高的高达100%（1977年，扎伊尔即现在的民主刚果），一般流行的说法，是埃博拉大规模疫情的死亡率，约在90%左右。
人们本不应对这个恐怖的死神如此陌生，因为他被人们感知，已是38年前的事了。
1976年夏，扎伊尔东部埃博拉河附近、扎伊尔亚目布库和苏丹恩扎拉一带，这一恶性传染病疫情首次被一名具有现代医学知识的人——尼霍伊。穆硕拉（NhoyMushola）大夫记录在案，在这次疫情爆发中，闻讯赶来的医护人员对痛苦不堪的患者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变成一张纸”，全身溃烂而死。一些冒险抢救的护士也遭到感染，许多人后来也因病去世，医学家经过化验，首次发现了一种凶猛的出血热类病毒，并以埃博拉河的名字，将之命名为埃博拉病毒。
自首次发现至今，仅扎伊尔/民主刚果就先后爆发8次大规模埃博拉流行疫情，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迄今流行过埃博拉的区域，北起马里，南到南非，西至几内亚，东至肯尼亚，几乎覆盖了大半个撒哈拉以南非洲。
38年过去，埃博拉死神的杀伤力似乎毫无减弱的迹象：穆硕拉所记载的第一次疫情，感染602人，死亡397人，而最新的西非疫情，感染人数、传播速率和死亡率比起38年前的扎伊尔/苏丹疫情，依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和38年间人类文明发展、科学和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速率，显然是极不相称的。
是真的忘了么？
许多国家的机构早在冷战时期就在静悄悄地研究埃博拉，美国秘密机构曾试图将之作为应对苏联的秘密武器，而同一时期苏联也在做着同样的事，因为这种秘密研究，苏联至少有一名科学家在不小心接触埃博拉病毒后感染丧命。
悄悄窥视“死神”的还有一些可怕的组织，如制造骇人听闻“东京地铁毒气事件”的奥姆真理教，其教主麻原彰晃就曾在1992年率领数十名教徒亲赴扎伊尔、乌干达，试图获得埃博拉，可以想见，如果东京地铁里被释放的不是沙林毒气，而是被“驯化”的埃博拉病毒，后果将是怎样的。
娱乐圈似乎也一度记起过这个可怕的死神：1995-1996年，是埃博拉病毒在多媒体时代第一次大规模国际性传播，当时曾震惊了整个世界，闻风而动的好莱坞也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多部和埃博拉有关的大片，如沃尔夫冈。彼得森执导的《恐怖地带》（Outbreak），甚至当时已开始走下坡路的香港电影也跟风推出了一些相关作品（最出名的大概是96年王晶那部直接起名《埃博拉病毒》的三级片），但时过境迁，如今已很少有人记得这些曾经令人恐怖的镜头——更不用说记得那些真正的、曾经的恐怖了。
当然，总有一些人和组织，38年来始终不渝地关注、帮助着被“死神”诅咒、被大半个世界遗忘的非洲和非洲人。2000年，一些亲临乌干达埃博拉大疫情救助前线的志愿医生曾大声疾呼，希望整个世界都来关注中非所发生的“另一场大屠杀”，2012年，当乌干达埃博拉疫情再度爆发，“医生无国界”等组织和志愿者再次利用各种网络平台呼吁，不应漠视非洲疫区的灾难，更不应无视埃博拉这个肆虐30多年、人类始终无可奈何的死神。
然而，投入的不足、关注的不够，导致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人们尚未能发明哪怕一种可证实对埃博拉有切实预防、抑制或治疗效果的特效药或疫苗，甚至，至今人们还未能确切弄清这种可怕的病毒宿主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曾暗示，某些生存在赤道非洲热带雨林中的类人猿，是向人类传播这种疫病的罪魁祸首，传播方式可能是直接接触、间接接触，甚至“非正常亲密接触”，而联合国粮农组织则一贯认为，传播源是西非热带雨林中诸如果蝠一类的小动物，向人类传播疫情的方式则是饮食——某些非洲部落有食用这类小动物肉干或肉汤的习惯。当然，每次疫情大爆发到足以让国际社会暂时震惊一下时，五花八门的阴谋论故事就会沉渣泛起，最常见的，莫过于“埃博拉是美国（或苏联或某个恐怖组织）秘密制造传播的超级武器”。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很显然，在连埃博拉的底细都搞不清楚的基础上，是很难指望研究出什么应对“死神”之锦囊妙计的。
之所以如此，正如许多关注不发达地区卫生问题的学者所言，是国际社会、尤其工业化国家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这片在他们看来和自己很“遥远”的“未开化地区”缺乏最根本的关注，以及了解的兴趣，认为那里人的疾苦乃至生死，和“文明社会”关系不大，甚至有一种论调，认为如埃博拉之类的疫情，本身就是“未开化社会”的专利，对“文明人”构不成威胁。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种看似残忍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世界卫生组织和许多一线志愿者都表示，糟糕的卫生状况、卫生习惯和医疗条件，是埃博拉疫情在非洲一而再、再而三肆虐的帮凶。撒哈拉以南非洲气候炎热，雨季降水集中，而据联合国《2012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全球未被改良改良饮用水源人口共计7.83亿，其中40%以上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该报告根据撒哈拉以南35个国家（占该地区总人口84%）的数据分析显示，这一地区城市人口中最富有的20%，改良水源普及率高达90%，自来水普及率有60%，而在农村最穷的40%家庭中，改良水源普及率不足50%，自来水普及率近乎为零。而厕所问题甚至比水源更严重——撒哈拉以南大多数国家户内厕所普及率只有5、6成，农村更只有四成左右，且这些所谓的“厕所”，大多缺乏最基本的卫生设施，高温、雨水和多户使用，无不会成为包括埃博拉在内，各种疫病的“助推器”。
但这种现象，一如不发达地区其他种种社会痼疾一样，并不能单纯责怪非洲和非洲人，他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历史上社会发展的被外力强行中断，和现实中被“全球化”浪潮甩在“社会食物链”低端，都令他们的不幸雪上加霜，而对于此，“文明世界”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曾经把自己的“文明开化”，建立在非洲不幸的基础上，如今又每每对帮扶、援助义务口惠而实不至。
这种事不关己、冷眼旁观，任由恐怖的埃博拉死神成为“熟悉的陌生人”态度，事实上是危险的：文明社会并非未曾被所谓“未开化瘟疫”所重创，艾滋病就是最近的典型。或许，“文明人”们应感谢埃博拉这个死神的过于凶悍——许多证据都表明，它的高致死率和快速发病特质，加上病毒孵化期过短的特点，反倒抑制了其传播，因为大多数感染者还未来及再感染他人，就已死于非命。但一些科学家已在担心，一旦埃博拉和其它某种毒性稍弱、但传播能力更强的病毒（如天花病毒）相结合，产生出更可怕的变异品种，这个死神将冲出非洲丛林，猝不及防地出现在对它仍感到陌生的“文明人”面前。
如果说，国际社会不应对以色列和加沙平民的牺牲袖手旁观，那么他们同样不应漠视遭到“死神”威胁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广大民众，这个死神为人所知已长达38年之久却至今“身世成谜”，且始终保持着最高达90%以上的致死率。“文明社会”理应认识到，这个“死神”不仅是“黑非洲”、也是全人类的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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