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随着复兴传统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中医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关于中医与西医孰优孰劣的争论更是层出不穷。任何一种医学，都需要一种基础性理论作支撑，中医亦不例外。中医基础理论在经过数千年的不断发展后，已到了一个博大精深自成一统的境界。
一、基础理论的初级阶段：六气致病说
中医基础理论植根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以精、气、神、阴、阳、五行等作为它的理论基础。精、气、神都是一种无形的物质，充盈天地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千变万化，莫知其始终。古人认为精、气、神是产生万物的物质基础。《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中“一”是指道最初产生的混沌的元气，“二”是元气分化出的阳气与阴气，“三”是阴阳化合而成的冲气，冲气便凝聚产生万物。精、神都是气的一种，阴、阳是气的主要类别，五行也是由气生成，所以气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
因为气充盈于天地间，而且种类繁多，千变万化，古人便认为世间事物的生灭变幻均与气的更替变化有关。“六气致病说”即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
六气致病说将天地间的气分为六种：阴、阳、风、雨、晦、明。认为六气调和，则人体康健，不生病患。而一旦六气中某气或某几种气过度，则会导致人患上相应的疾病，即：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流气致病说还提到四时五节，认为六气之淫与四时五节的变化更替也有一定关系。
在六气致病说之前，人们一般认为患上疾病与鬼神作祟有关。殷墟卜辞有许多问卜疾病的甲骨文。周武王患病，其弟周公设坛告祭三王，愿以身相代。六气致病说的出现从根本上动摇了鬼神致病说。虽然它对气淫致病的分类和解说还很粗糙，但是却为后来的中医基础理论埋下了深根。
二、中医基础理论与《黄帝内经》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方技略》里记载古医书七家共二百一十六卷，但历经近两千年的朝代更迭，战乱纷争，绝大部分都已散佚失传，只余下《黄帝内经》。医书的失传固然与动荡的时代有关，但我以为，《黄帝内经》得以流传下来，恐怕也绝非偶然。
《黄帝内经》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根本，后世的医学理论都建立在它的基础上。它提出人体本身是一整体，人与自然是一整体，将六气致病说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和发散，又将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引入中医学，把阴阳的对立统一看成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将它运用于中医的辨证治疗中。又根据五行生克，得出人体脏腑器官相互关联的结论。此外，《黄帝内经》重视脏腑和经络，认为五脏六腑维系人的生命，并明确记载人体的十二经脉及其走向循行、所属脏腑，所主疾病，论述奇经八脉，这些学说使后世针灸学获益匪浅。《内经》在分析病因病理时，除注意外邪侵袭和正气盛衰，还强调人的精神和社会因素。同时重视疾病预防，提出“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内经》既有如此观点，势必会反对鬼神致病说，因此书曰：“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为后世医人彻底摆脱巫术提供了思想基础。
中医基础理论在《内经》时期，由单纯经验积累发展到系统的理论总结，中医学最显著的两个特点——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都在《内经》中充分反映。它对后世医家影响颇大，历代有创见的名医都是在《黄帝内经》中获得灵感和启发，从而进一步阐发自己对医学理论的独到见解。
三、金元医家的理论
金元时期中医基础理论出现了一次大的发展，在前世基础上，各有侧重地进行阐述，形成多家学说。
1.刘完素火热论：金代盛行“五运六气”学说。这种学说主要是认为，人体发病都是受五运六气支配，某年主某气发某病往往是固定的，认为主性命者在乎气。刘完素虽然重视这个学说，主张业医者须知运气，但并不拘泥。他反对气主性命，提出“主性命者在乎人”，“修短寿夭，皆人自为”。他在细心钻研《黄帝内经·素问》后，创出“火热论”学说，认为伤寒临证各种证候的出现多与火热有关，而且暑火居六气之二，风、湿、燥、寒在病理变化中均能化火生热，火热又往往产生风、燥，因此他强调“六气皆从火化”，火热是伤寒多种证候产生的重要原因。
2.张从正攻邪论：名医张从正被成为攻下派，与他的学说有很大关系。张从正创“攻邪论”，认为“邪去而元气自复”，反对病未去而用补，以为不除邪气，则“补之适足资寇”，反而将邪气越养越壮。张从正认为邪非人体素有，一经致病，就要攻治，病去则止，不必尽剂，在攻下法中又以汗、下、吐三法为基础，而且广其范围，发展了它们的应用。另外，张从正重视社会环境、精神因素等的致病作用，认为政治酷厉，扰攘战乱易生疾病，“九气”作祟，也多生病患，因而发展了《内经》的整体观。
3.李杲脾胃论：李杲认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黄帝内经》提出“气”作为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和源泉，既是脏腑的功能，又是脏腑的产物，曰：“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强调胃气的决定性作用。李杲将其发挥，提出脾胃是运化水谷以供一身元气的根本，伤脾胃则元气自衰，自然生诸病。同时，李杲还概括了内伤脾胃的三条主要原因：饮食不节、劳役过度和精神刺激。因此他在临证实践上，善于分补上、中、下三焦元气，并以补脾胃为主采取一套“调理脾胃”“升举清阳”的治疗方法。
4.王好古阴证论：元代儒医王好古结合自身实际经验，广泛研究《内经》、《伤寒论》的阴阳脉例，结合前人论述和证治，创立了阴证学说。他指出“伤寒”是“人之大疾”，而阴证尤其严重，因为它难辩又难治。因为阴证由脾肾两虚特别是肾虚起主导作用，所以王好古在治疗中着重保护肾气，增强体质，强调温养脾胃，曰：“少阴得藏于内，腠理以闭拒之，虽有大风苛毒，莫之能害矣。”他的学说补充了张仲景之学，又发挥了易水派之说。
5.朱丹溪相火论：古人认为火有君火相火之分。君火是心之阳火，相火是肝肾之阳火。阳火有两种状态，一是乘位（常态），一是越位（病态）。朱丹溪在此基础上，阐明相火有常有变的规律。他认为乘位之相火为生理，“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人不可缺；越位之相火为病理，“其害甚大，其变甚速，其势甚彰，其死甚暴”。因为朱丹溪深受朱熹理学影响，反对人多欲。所以提出欲妄则军火妄动，君火妄动则相火妄动，相火妄动，相火妄动则煎熬真阴。而真阴由人先天带来，是有限的，因而“阳常有余，阴常有足”。朱丹溪的这个学说集金元医家之大成，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医者的辨证治疗。
四、温病学理论和戾气学说
温病是多种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虽然有非传染性热病，但主要是传染性疾病。温病学起先依附于伤寒学说，宋元时才开始脱离，明清时期温病学在理论上和具体治疗措施上都有重大发展，趋于成熟，从而形成独立的体系。
为温病病因学说作出巨大贡献的明代吴有桂，他率先提出了“戾气”学说，认为温病是由“戾气”引起，戾气不属六气之一，而且所致病远多于六气，六气有限而戾气无穷。戾气是物质性的，可用药物制服。虽不得睹闻，但客观存在。戾气自人口鼻侵入，它的量、毒力和人自身抵抗力都决定了它是否致病。戾气种类繁多，不同的戾气侵扰人体的不同部位，引起不同的疾病。一些诸如痘疹疔疮的外科脓病也是戾气引起。吴有性的“戾气”学说突破了千百年来百病皆生于六气，疫病源于时气、伏气和瘴气的论点，使中医基础理论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吴有性以后的温病学理论都是在他的戾气学说基础上发展和系统化。清代叶天士作《温热论》，阐明温病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提出它发病由浅入深的卫、气、营、血四阶段，并据此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制定了一整套的驱邪方法。叶天士还从辨舌、验齿、辨斑疹与白痺等方面发展了温病的诊断方法。薛雪对温病中的湿热病专篇论说，指出此病是一种感受湿热之气而与时令密切相关的外感热病，内因多为脾胃损伤，湿邪内蕴，复感外邪，相合为病。邪气从口鼻入，归于阳明、太阳和膜原。薛雪继承张仲景伤寒理论，融贯历代医家学说，为温病学说作出重要贡献。后来的吴塘继承叶天士对温病有九，温疫只是其中之一，其他八种则可以从季节及疾病表现上加以区分，从而使温病学说的研究范围得到确定。吴塘还创立了三焦辨证，指出温病发展过程中有上焦、中焦、下焦之分，由上至下是传变规律，并认识到三焦辨证与六经辨证的不可分割，补充了叶氏学说，使温病的发展变化曾次得到明确。吴塘以后的王士雄总结温病学理论，附以自己的见解，加以阐发，进一步将理论系统化。
温病学在明清医家的推动下，在理、法、方、药上自成体系，从而独立于伤寒学之外，补充伤寒学说的不足，互为羽翼，大大发展了中医基础理论。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五、中医基础理论面临的危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固有的思想体系遭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而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根柢的中医更是在澎湃汹涌的西医浪潮下，面临危机四伏的处境。特别是一大批知识分子，看到在西方科学领导下的西方社会飞速发展，达到先进的文明水平，又看到西医在诊断治疗方法上的高技术化，便盲目崇洋，以为只有西方医学理论才是科学的，中国传统的医学多是迷信的骗术，因而大力排挤中医，宣扬西医，打击中国传统思想，提倡西方唯科学主义，使中医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中医至此开始出现传承上的断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批旧时期遗留下的文化人物依然奉行推广西医压迫中医的思想，声言中医缺乏科学性，要求取消中医。但是毛泽东对他们的意见不以为然，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恢复中医的地位，大力培养中医继承人，中医这才得以继续与西医分庭抗礼。
但是当今社会，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呼声高涨之际，又出现了反对中医学的声音。这些反中医者承旧时代反中医分子的衣钵，叫嚣中医理论不合西方科学，因而是迷信的臆断的，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应该取缔。
与此同时，在中医教学中，原本应该纯粹传统的中医药理论被人为地掺入了西方医学思想，用西医的目光去研究中医，使学习中医的学生不是以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去理解中医理论，而是以西方的所谓科学思维去理解中医。这种教学方式被美其名曰“中医现代化”，结果培养出无数不是中医的“中医”，反而败坏了中医的名声，使反中医者更加证据确凿。如果说旧时代中医所面临的，还是强制消灭的硬手段，那么当今的中医，则面临被西医理论侵略并消融的软手段。有一些明智之士痛心疾首地指出：当前的中医教育是在培养中医自己的掘墓人！
我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国人思想中的遗失有关。自五。四运动以来，西方科学的传入，和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追捧，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倾向于西方的所谓现代科学，不去了解本民族的传统哲学理论，将其视为歪门邪道，加以排斥，以致后来的人在传统文化继承上出现断层，更不了解自己祖先留下的瑰宝，甚至在潜意识中轻视本国文化。当今的所谓“中医现代化”“中医科学化”正是一批人崇拜西医钦慕西医潜意识的体现。
中医的根本是中医基础理论，这个理论本来就与西医理论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又怎么能人为地将西医理论硬糅入中医理论中，用西医思想指导中医呢？
我不是反对中西医结合。我认为，真正的中西医结合应该是在中医胜任的方面使用中医诊断并用中医治疗方法，在西医胜任的领域则用西医的诊断和治疗手段。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而不是像现在那些所谓的中西医结合，一番望闻问切以后开出西药，或者是听诊、照光、化验、CT等等完毕却开个中药方，更不是用西医的思维模式去研究解释中医病因病理上的术语。
我认为，“中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只会彻底扭曲中医基础理论，将中医学习者引入歧途，最终导致中医因后继无人而消亡。要复兴中医，首先须去除西方医学理论在中医教学中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让中医学生接触真正的纯粹的中医基础理论，以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去理解前人的学说，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阐发，结合临床实践，对前人的不足之处完善补充。惟有如此，才能真正继承中医学说，使它在这个充斥西方文化的世界上重新焕发出活力，与西医分庭抗礼，从而实现中医的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