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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村医行医路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

2017年1月3日,山西临汾。贺星龙,36岁,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16年来,他行医于山西大宁、永和和陕西延长三县,骑坏了6辆摩托车;16年来,他不分白天黑夜,只一个电话,随叫随到,服务方圆28个村的农民;16年来,他出诊十七万人次,免收出诊费35万余元,背负2万多元债务。一条川、两面垣,沟连山、水入黄,面积大、人口少,十年九旱……这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徐家垛乡的真实写照。这里地处山西大宁、永和和陕西延川三县交界,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当地农民在瘠薄的黄土地上,寻找着生存的希望。从大宁县城到贺星龙所在的乐堂村卫生所,35公里路程,要行驶一个多小时。1月9日中午,贺星龙刚刚骑摩托车出诊回来。当天上午,他已出诊了5个病人。“老百姓都忙着在地里干活,有点小病都是硬扛着,实在扛不住了才治,冬天气温低,是老人们患病高发季,现在每天能出诊二十多个病人。”见到记者来访,不善言谈的贺星龙显得有些拘谨。贺星龙出生在乐堂村,12岁那年,最疼爱他的年仅52岁的爷爷,身患肾病,因无钱无医治疗,临终前,把他叫到跟前说:“娃呀,好好念书,长大学医。”这一幕,深深刺痛了懂事的贺星龙。从那时起,他就有了当一名医生的梦想。

1月9日中午,贺星龙刚刚骑摩托车出诊回来。当天上午,他已出诊了5个病人。“老百姓都忙着在地里干活,有点小病都是硬扛着,实在扛不住了才治,冬天气温低,是老人们患病高发季,现在每天能出诊二十多个病人。”见到记者来访,不善言谈的贺星龙显得有些拘谨。贺星龙出生在乐堂村,12岁那年,最疼爱他的年仅52岁的爷爷,身患肾病,因无钱无医治疗,临终前,把他叫到跟前说:“娃呀,好好念书,长大学医。”这一幕,深深刺痛了懂事的贺星龙。从那时起,他就有了当一名医生的梦想。

1996年,贺星龙初中毕业后考到太原市卫校,可6800元的学费让他望而却步。无奈,他选择了只要3000元学费的运城民办卫校。可就这3000元,对他家来说也是一笔巨款,母亲把家里翻腾遍了,才凑了302元。得知消息的村民们来到贺星龙家,大家一致的心愿是,“孩子考上了,咱们一起供他上学”。乡亲们你家三十,他家二十,全村人硬是凑齐了3025元学费,让他走进了卫校的大门。三年后贺星龙毕业时,学校领导希望他留校工作,同学们也劝他,抓住省城几所大医院招聘的机会赶紧报名。面对这些能走出大山的机遇,贺星龙也有过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的时候,但是,他一闭眼,父老乡亲们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睛,家乡祖祖辈辈缺医少药的一幕幕情景,犹如过电影似的在他的眼前浮现。是的,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他婉言谢绝了学校领导的挽留,毅然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家乡。

在大宁县人民医院实习两年后,2000年春,贺星龙回到了村里,治病救人。要行医看病,可他没钱,连最起码的听诊器、血压计都买不起。了解儿子秉性的父亲,把自己住的窑洞腾出来作诊所,还狠心把家里仅有的两只母羊也卖了,加上卖玉米的400多块钱,一共凑齐了960块钱,总算买回来几件必用的医疗器械。近几年,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行走不便,贺星龙的出诊量大幅度增加。有时,他刚刚出诊回到家里,还没顾上喘一口气,就又接到了要求出诊的电话,他就再次奔波在路上……单单靠步行,一天下来看不了几个病人,贺星龙就在县城废品收购站买了一辆旧自行车,但遇到下雨天,泥泞的山路,自行车推不前、扛不动,贺星龙就狠狠心跑到信用社贷了4000多元买了一辆摩托车,出诊方便快捷多了。

骑上摩托车,节省了时间,方便了患者,也麻烦了贺星龙。一箱油只能骑三天,十天一大桶,一个月下来,他要到百里之外的县城带三趟油。为防止延误患者病情,权衡利弊,他再次到信用社贷款,买回一辆三轮摩托车,充当起了拉油进药的货车、抢救病人的救护车、农忙时节的农用车。随着农村电话的普及,贺星龙印制了4000张宣传页,发到周围的村里,郑重承诺:病人就是亲人,电话就是病情,病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宁肯多跑十趟诊清病,不可少去一趟延病情,并把“24小时上门服务”的承诺放到了手机的彩铃上。

下午2时,还没来得及吃午饭,贺星龙接到了索堤村一个村民打来的电话。电话里,贺星龙简单了解了一下病情,随即背起药箱,骑上摩托车疾驰而去。到达病人家后,贺星龙几乎是一路小跑地进入窑洞。他耐心地给患者进行检查,测量血压,量体温,做皮试,配液体,亲自端着碗喂患者服药,扎上液体,交代着注意事项,最后叮嘱,“随时有情况随时打电话”。返回诊所的路上,贺星龙碰到几位老人。他下车耐心地询问老人们的身体状况,并从药箱里拿出药品送给老人,一再交代,“不舒服了就打电话”。

眼见着以前的同学在外打工,一年的收入是他的好几倍,他所面临的家庭压力也越来越大。2009年,他的两个孩子到县城上学,由于没钱租房,妻子只好找了一间离学校较远、即将拆迁的危房暂住,周围垃圾遍地,屋里走风漏气。妻子费了好大劲在城里谈妥一间门面房,打算逼迫贺星龙到城里行医。可贺星龙没有同意,夫妻俩唇枪舌剑后,对峙了两个月,最终还是妻子妥协了。如今,贺星龙与妻子两地分居。妻子在县城陪孩子上学,兼职给人打字,一月有七八百元的收入;贺星龙坚守在村卫生室,家庭经济主要靠种地补贴。

在贺星龙家,记者发现7本厚厚的账本,上面记载的全是近4年患者赊欠医药费的账目。“以前的账本,我已经全部烧掉了。”贺星龙告诉记者,“村民生了病,总不能因为没钱,就不给他看吧?”行医16年,贺星龙为13个五保户支付药费45689元,赊账、死账57235元,自己至今还背负着2万多元的债务。16年的行医生涯中,贺星龙深知父老乡亲生活的艰辛,他始终以一颗仁爱之心面对山区群众,除了对病人免收出诊费、注射费以外,还对特困户、五保户和烈军属免去药费,对一时掏不起药费的群众,他总是说:“先治病吧!药钱啥时有了再说!”村民欠账最长的超过10年,而他的这个卫生室,情况就是越搞越亏,连购买常备药品的钱都没有。这些年下来,为了确保卫生室正常开门,他要么找信用社贷款,要么找亲朋好友筹借,他千方百计地负债运行,坚持不懈地履行着一个乡村医生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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