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所谈有关认识论的四个方面，既是中医哲学的贡献，同时也是易学哲学的贡献。它们为建立“象”科学，特别是“象”生命科学提供了方向和方法。
开启世界认识的“象”层面
前面已经反复说明，中国传统认识着意研究的是天地万物自然存在的状态，即现象，古人称其为“象”，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揭示现象的规律，而不是现象背后的抽象共性的规律。
《易传》说：“见乃谓之象。”（《系辞上》）指明象就是万物的自然呈现。又说：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
可见，《周易》所“观”所“取”，都是事物自然之现象，将这些现象原样拿来加以概括，总结出八卦之象与辞，作为通达天地万物变化规律的工具。这就是所谓“观物取象”和“立象尽意”。
八卦实际是将天地万象归为八个大类，每一大类划定一个范围，而将天地万象依自身属性原样分别纳入八个划定的范围之中。每一大类（卦）的规定性，由代表该类之卦象标示。这样的概括归类，对原物之象没有任何伤害和减损，保持了原样。故八卦对天地万象的概括，不是抽象，是意象—概括却不离象，概括的结果也以具有概括性的象来表达，即八卦之象。依此原则揭示的关系与道理，即为象层面的规律。
《内经》以阴阳为天地之道，万物之本。同样，阴阳直接与现象相对应，是不损害、不脱离象的概括，所揭示的是现象本身的规律，同时作为规律还以“象”的形式呈现。《素问·五运行大论》说：
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
这段论述十分重要，它指出了象层面规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象规律既具有普遍性，同时其每一个具体显示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个体性，因为它们是在象层面发挥作用，而象层面极具复杂性和多变性。阴阳作为天地之道，其关系会生出无穷变化和无量结构，本质上皆不离阴阳。但若单纯以逻辑推演（“数推”），既不可能穷尽，也不可能如实、准确、全面地把握它们。因为，每一个现实存在的阴阳关系结构，都是丰富具体的、特殊个别的、生动变化的。它们是现象层面的存在，必须直接面对，做到具体地实际地“观”和“取”，才能真正把握（“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就是说，阴阳对应的是现象，属于复杂性范畴。阴阳的确具有最深广的普遍性，但不可将其做简单化、抽象化处理，不可仅仅依靠逻辑推演来认识。那样做，就会舍弃很多象本身的要素与关系，就会破坏阴阳之“象”的品格。
象，作为事物的自然呈现，其每一个侧面、每一个要素都是该事物自身内部及与外环境之天地万物全部复杂关系相互作用的某种特殊产物和反应，蕴涵着无限多的关系和碰撞，故“象”是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而一切人工合成的整体及分解后又重新组合的整体，其内外关系的自然性已被破坏，其关系的无限已变为有限，故与自然之整体有本质性的差异，不可相提并论。所谓“象科学”，就是要在尊重、保持事物之无限复杂的自然整体关系的前提下，寻找事物的运动规律，亦即自然状态下现象层面的规律。因此，只要把握了“象规律”，也就把握了形成该“象”的全部无限多的复杂关系。此即所谓“以简御繁”。
象，作为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无疑是世界成为现实存在的重要层面。在越是复杂高级的领域，其对事物的作用和意义就越是重大。而我们就生活在现象当中。所以，对现象本身的认识应当成为人类认识世界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中医藏象学说和辨证论治理论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和路径，通过对生理病理之“象”的把握，来揭示人的生命结构和诊疗规律，并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医学体系。因此，可以称其为“象医学”。
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还原论局限日显，系统论和复杂性科学问世。而世界上最原初的系统，最复杂的事物，其实正是还原论刻意要破坏、要舍弃的“现象”，也就是《周易》和中医哲学所要观、取的“象”。至今，复杂性科学建立的重要观念和理论，如混沌（含蝴蝶效应）、自组织、涌现、非线性、分形以及路径依赖、隐喻说明等，都已属于现象或接近现象层面。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复杂性科学与中国象科学有不少交汇点。
但是，复杂性科学是从还原论科学走出来的，尽管是一种本质性的超越，仍不可避免地与还原论科学存在某种联系。而中国象科学没有还原论的原始经历和痕迹，其出发点就是以时间演进和自然整体为本位。这是两者的不同之处。应当看到，中国象科学与现代复杂性科学，各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
就传统认识而言，西方的大智慧在于，有条件地成功地将复杂性做了简单性处理，提出了实体概念，在简单性和可以做简单性处理的领域，取得了并将继续取得辉煌成就。而中国的大智慧在于，尊重原始的复杂性，在原则上保持原始复杂性的状态下，发现了天地之道和众多规律，为象科学开创了通路。中西方在传统认识上，属于世界的两个不同层面。
确认“象”的整体结构及形成
由于复杂性科学的历史原因，它对世界复杂性的探讨总是从某一局部领域或某一特定方面开始，然后向外延伸推广，以致具有某种普遍性。例如曼德尔布罗特提出的分形理论，是几何学领域的突破，从平滑几何过渡到自然形体，由考察云彩、山岭、海岸线、树木等的形状得出分形理论。之后，局部与整体具有自相似性，且有无限嵌套精细结构这一分形概念，又被推演到众多领域。
《周易》和中医哲学对“象”的复杂性的把握则不是这样。由于是从自然时间过程出发，放眼世界整体，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天地万物。可以说，天地万物作为一个大统一整体，乃是《周易》和中医哲学认识世界的起点。
前引《易传·系辞下》的话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可见古圣发明八卦之理，是纵览天地万物之象而获得。八卦代表统摄整个世界的八种自然物及其性象功能，是可观世界作为一个大自然整体的结构模型。而八卦同时又是古人分别认识和理解万事万物的始基，用以推演天地万象的六十四卦，就是由八卦化生而成。在八卦和六十四卦中，最重要的是乾坤二卦。乾代表天，坤代表地，万事万物都是由天地所生所化。故《易传·系辞上》说：“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内经》沿《周易》之路前行，对《周易》的认知方式进行了理论概括，并加以发展，提出了“天地气交，万物由之”的重要思想，将其贯彻到全部中医学理论的建构之中。《素问·六微旨大论》写道：
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气交。帝曰：何谓气交？岐伯曰：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故曰：天枢之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此之谓也。
张介宾注：“本者，天之六气，风寒暑湿火燥是也。位者，地之六步，木火土金水火是也。言天者求之本，谓求六气之盛衰，而上可知也。言地者求之位，谓求六步之终始，而下可知也。人在天地之中，故求之于气交，则安危亦可知矣。”“上者谓天，天气下降。下者谓地，地气上升。一升一降，则气交于中也，而人居之。而生化变易，则无非气交之使然。”“枢，枢机也。居阴阳升降之中，是为天枢，故天枢之义，当以中字为解。中之上，天气主之。中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即中之位也。而形气之相感，上下之相临，皆中宫应之而为之市，故人气从之，万物由之，变化于兹乎见矣。”（《类经·运气类九》）
《内经》提出，万物的发生在天地“气交之中”。这里是人与万物存在之所，也是一切生化变易的根源。人与万物如何得以出生？为何有“生长壮老已”之终始？又为何或健或病，或顺或逆？原来皆取决于气交，皆可在天地气交中找到原因。故天地气交这个“象”之最大的整体结构，应当成为认识的起点和重点。
天之六气，可以三阴三阳划分。地之六步，可以五行终始统领，而五行也是阴阳的延展。总体说来，天气属阳，地气属阴，天地气交，是为最大的阴阳结构。所谓“皆中宫应之而为之市”，就是天地阴阳二气在天地之中处互换交合，从而化生万物。由于天地气交实质上是周期往来变化的最大的关系场，也可谓人和万物存在于其中的最大的有稳定动静节律的时间场，这就决定了由天地气交所生之物，其整体也都具有阴阳结构。
综观上述，我们可以称中国传统的做法为“大自然整体观”，称现代复杂性科学的做法为“局域性整体观”。
如果以现代复杂性科学的概念表述，天地气交之中，乃人类生存最大最复杂的环境系统。天地气交之生化变易，则是这个大环境系统“自组织”的“涌现”。而阴阳合和，正是其自组织和涌现过程的基本结构与运行规律。人和万物由是而生而化，因此也都禀赋了阴阳结构和阴阳法则。而相对于人和万物的“自组织”，天地气交的作用和影响又成了“他组织”。《内经》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不仅人和万物的生成并具有阴阳结构取决于天地气交，其生成之后，一方面固然有了相对独立的本系统的“自组织”，另一方面天地气交这个“他组织”的影响作用，也决不可忽视，必须给予充分的估量。现代复杂性科学也认为，他组织的作用对于事物的变化和演进，的确常会具有决定意义。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二”可以对应“天地”，“三”可以“天地气交”为解。“冲气以为和”，说的是天地及万物的阴阳二气的合和关系与作用。可是为什么说“万物负阴而抱阳”？愚以为，说“负”和“抱”并非为分别前（抱）和后（负）。若为分前后，则应说“负阳而抱阴”，因腹为阴，背为阳。而分前后在这里也没有意义。老子说负和抱的意义是为了指明，万物之阴阳结构系由外来，为天地二气所赋。在这个问题上，《内经》与老子是一致的。
为此，有必要指出，中国大陆流行的所谓“内因论”，影响巨大，其实是不能成立的。传承于19世纪初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对立统一规律，强调事物的内在对立关系始终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据和决定因素。这个论断明显属于还原论和简单性的范畴，不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不适于说明系统关系和复杂性问题。
从宇宙的无限性来看，宇宙本身无所谓内外，以宇宙的视角看运化，无所谓内因外因。就具体事物来看，母系统和子系统、外环境和内环境、自组织和他组织、内因和外因，都是相对的。在母、外、他之外，还有更大更外的系统；在子、内、自之内，还有更小更内的系统。因此，所谓外因，从更大更外的系统看，则是内因；而所谓内因，从更小更内的系统看，则是外因。于是，如果坚持唯内因是根据，起第一位作用，就会沿着微观重于宏观的方向一直追下去，这不是还原论和简单性是什么？
由上可见，《周易》与中医哲学既不是内因论，也不是外因论，而是以大观小的自然整体论。
指明“象”的主要特征及应对
“象”即自然状态下的现象，是世界存在最复杂的层面。对这一点，《周易》有清醒的了解，并以解决这种极端复杂性为己任。《易传·系辞上》写道：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朱熹注：“赜，杂乱也。”（《周易本义》）杂乱，复杂而无序也。“至赜”，指极端复杂而无序。“至动”，指瞬息万变而无常。上面的三段话表明，《易》作者有充足信心认为，用体现意象思维的六十四卦之象数辞，就能够把握自然之象中的至赜至动。
那么，“象”的复杂性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易传·系辞上》写道：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故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不测之谓神。
《内经》也说：
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故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神用无方谓之圣。（《素问·天元纪大论》）
上面这些论述表明，阴阳作为天地之道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规律、必然，是不得逾越的“道”，另一方面，它又“神用无方”，随机不定，不可预测。阴阳的这种二重性正是源于“象”的复杂性，“象”之至赜至动就表现为：既有序，又无序；既确定，又随机；既有常，又无常。可以说，规律性与随机性相互嵌套，规律中潜藏着随机，随机又存在于有序之中，正是“象”的主要特征。现代复杂性科学关于混沌的理论，也有相近的论述，可以参考借鉴，但毕竟比《周易》和《内经》晚了两千余年。
对于这种状态，《易传·系辞下》的一段话描述得更加精细，而且提出了正确的处理原则：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易传》作者认为，《易经》以阴阳之道揭示了万事万物一切可能的变化和运行规则，能够指导我们取得成功，故“不可远”。那么为何又说“为道也屡迁”？道之迁，不是说阴阳之道失效或须要修改，而是指阴阳之道的具体作用和运行没有定准，不是按照固定程序进行。所谓“为道屡迁”，也就是“神用无方”。
“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意思是，阴阳二爻在重卦六个爻位上的变动没有恒常之规，完全是不确定的，因为阴阳二爻所代表的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具有变动性、随机性、不确定性。但是，尽管千变万化，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又永远不会超出阴阳二爻活动的范围。这就是事物在自然状态下所具有的二重性：规律性与随机性相互嵌套。因而，既“为道”，又“屡迁”。
“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句话与第一句“《易》之为书也不可远”综合起来，就是我们面对现实具体事物运用阴阳之道所应采取的原则与方法。典要，指经常不易之准则，这里当特指重大仪节所设定的仪式和动作。就是说，阴阳之道须臾不离，但不可当作死板的模式，其具体表现和应用要依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定。《内经》强调，“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以象之谓”，就是要追寻事物阴阳的具体变化和可能的反常。
以上表明，在“象”层面，要想精准确认一个事物，把握其具体性质，从而利用或改变它，光有阴阳之道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阴阳纲纪之下，找到更为具体的规律，以“唯变所适”。我们知道，简单性科学所崇尚的规律或理论的标准形式是：a+b=c。a、b、c都必须代表确定性的质和量。此种线性形式显然不适宜“象”层面。而《内经》和后世中医学，运用意象思维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体现在藏象经络和辨证论治的理论之中。
中医的辨证方法，大致分四步，标示四个层次：一、辨阴阳。二、辨表里、寒热、虚实。三、辨藏府经络、气血津液。四、辨患者特殊证候。这四步，都在阴阳的范围之内，一层套一层，一层比一层具体，一层比一层的概括性缩小，直至绑定患者本人。
中医辨证的目的是要在患者的症候，即病象层面寻找到疾病的本质和规律。在创立辨证理论的时候，医家已经知道阴阳系天地万“象”共有的规律，被视为“道”，故辨证从阴阳始。即在杂乱无章、变化万千的病象中，先做阴阳两性的归类。奥妙就出在阴阳这一规律的形式，它能够满足既是规律，因而有确定性、秩序性；同时又容纳不确定性、随机性，因而不破坏“象”的整体本性，保持其原貌。阴阳之所以能够兼容此二者，是因为它实际上只是依据象本身的性质、划定了一个属于何种象的范围：气之动为阳，气之静为阴。这一分类的界限是确定的、不变的，但界限之内是自由的，不再加任何其他限制，故界限两边能够把一切象的运动统统归纳进去，非阴即阳，非阳即阴。这样，就把象运动的随机性、不确定性和无限多样性统摄到一阴一阳之确定性、秩序性、有限性之中。
而后面，辨表里、寒热、虚实以及辨藏府经络、气血津液，是逐层再分类，其类的规定越来越具体，但也都只是划定了一个象的范围，因而既有确定性，又容纳不确定性，只不过它们所圈定的范围越来越小，直至将患者病患的确定本质及本人特有的证候握住。
在逐层辨析证候的过程中，医家发现，某些症状之间具有相互制约、相互勾连的关系，常常并列或相继出现，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症候链，对病患的性质和转归起规定作用。在此基础上，医家将这些具有常规性的症候链逐渐总结成不同的辨证法则，找到相应的治疗方法，于是有了六经辨证、藏府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理论，并成为中医依“象”对“病”的分类。
总之，还原论的抽象性的概括、定性和归类（包括实验室的试验方法），以丢弃、忽略事物的很多关系、属性、要素为必要条件。而阴阳辨证的意象性的概括、定性和归类，则尊重、保持事物的全部既有关系、属性、要素而不加以损害，因而始终在事物的现象层面、即原始的自然整体层面做探索而不离开。
可见，中医学在生命和诊疗领域，为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处理竖立了丰碑，打开了通路。其中的哲学和方法论，应该对其他领域也有启示意义。
发现“象”的本质与分形网络
象的本质是什么？换言之，使象能够成为象的是什么？北宋张载说：“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对此，《周易》、先秦诸家以及《内经》皆有论列。象的本质是“气”，因气而成象，故有“气象万千”之语。这里说的“气”，其根本指“元气”—其细无内，其大无外，无名无形。而在元气与形之间，还存在有某种规定的气，它们“有名而无形”，如阴阳二气即是。
发现和证明“气”的存在的是中国心学（广义）和中医学。这两者密不可分、相互包含。中医藏象经络理论和针灸气功治疗，皆以“气”为基础，明显通过“气”来实现。在人的认知系统中，能够直接感受气、运行气的是心。这些，前面已有论列。
有大量的实践和无可辩驳的理论证明，无形之“气”是与物理学和西方哲学所说的物质不同的另一种形态的实在。“气”的发现、证明和运用，是中国人在哲学和科学上对世界的最大贡献，而且“气”的意义和价值还远远没有充分展露。
现象，作为一切现实存在系统的自然涌现，具有无限的连通性、感应性、自组织性、奇妙性、创造性、突现性等。世界上的一切神奇妙化皆在现象之中。许多事实表明，这些变化和特性是不可能完全用有形物质来解释的。
生命现象尤其奇妙。美国圣塔菲研究所人工生命理论创立者兰顿认为：
生命是一种形式性质，而非物质性质，是物质组织的结果，而非物质自身固有的某种东西。无论核苷酸、氨基酸或碳链分子都不是活的，但是，只要以正确的方式把它们聚集起来，由它们的相互作用涌现出来的动力学行为就是被我们称为生命的东西。
兰顿等现代的一些生命科学家，不仅关注承载生命的特殊物质成分，而且认为活起来的关键在于让这些物质成分以正确的方式组织起来，从而涌现出合于生命的“动力学行为”。这种生命观比起将生命视为某些特殊物质的属性或存在方式，无疑有了巨大提升。
但是，如何才能正确地组织起来？如何才能涌现出合于生命的“动力学行为”？在下认为，《内经》关于“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的思想，以及由“有名而无形”的气化过程统摄生命形体的理论，是揭开生命奥秘和生命本质的正确之路。
至于人的思维和各种心理现象，就更是至今物质科学无法企及。思维主体的“我”是怎么产生的？思维的内容作为信息软件为什么能够支配作为“硬件”的大脑物质和人身整个形体的行为？这些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问题，物质科学实在难于启齿。看来，唯有“气”登场，才能“活”起来，才能掀起心灵的神秘面纱！
归根结底，“气”是时间本位思维和以主客相融方式把握到的世界本原，而物质实体是空间本位思维和以主客对立方式所获得的世界本原。物质实体以空间属性为主，而气以时间属性为主。生命的本质在时间，故光用物质难于透明，必须由“气”点睛。
依《周易》和中医哲学，就人们观察所及，象分阴阳，阴阳是气。气无所不在，无不通透。物（人）在气中，气在物（人）中。在气的作用下，阴阳结构成为一切系统最基本的整体关系构成。每一系统，其整体以及各层次之子系统，皆以阴阳为基本关系。就一定意义可以说，在物质构成上，原子（各种粒子）是一切系统的原始单位，而在自然整体关系上，则阴阳是一切系统的原始单位。
大大小小不同层次的阴阳结构嵌套在一切系统之中，显示出局部与整体自相似的特征。这种情况可以与现代复杂性科学的分形理论相印证，不过，后者所指分形结构是有形的，阴阳结构之分形是无形的。在系统内外，由于相互嵌套的阴阳的作用，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整体关系网络。这也就是在现象层面不断发生非线性运变、不断有新事物创生的根源。可见，气和阴阳的理论展现出一幅与物质科学完全不同的世界图景。
老子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第73章）天网并不只在天上，天网是道的体现。它无形，故曰“恢恢”，但无所不在，无不容通，故曰“不失”。老子的天网，也就是我们说的阴阳网络。天网之迹，就是万物在自然状态下变化着的现象，而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正体现在由气的运化所形成的阴阳网络之中。
当把“气”概念引入，则可进一步理解“象”或现象的深浅与层次性。事实上，象不仅指感觉器官所能直接或间接觉察的信息，而且包括感官不能觉察、由“心”通过“气”却能捕捉到的信息。它们都是事物运化的自然呈现，只是存在的深浅不同，层面不同。扁鹊能透视人的五藏六府，其所“视”也是“象”。这就是说，“象”作为认识论范畴，既包括事物系统外在的自然呈现，也包括事物内在的自然呈现；既包括感官所能把握的信息，又包括心意所能把握的信息。气为象的本质，故心意借助气捕捉的“象”，应是更为深层的和具有本质意义的“象”。
如果说，西方传统主要是认识世界的物质构成，并通过物质构成认识世界，那么中国传统则主要是认识世界的阴阳网络之象，并通过阴阳网络之象认识世界。
“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关于阴阳网络的广普性、深入性，这里再举一个实例与大家一起探讨，那就是对中西文化形态做比较。
普遍认为，思维方式决定文化走向，可看作文化基因。中国传统主流的思维方式至少有如下几项：
（1）在时间和空间二者中，更重视时间，惯常以时间为本位看世界。
（2）强调整体，以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的方式审视天地万物。
（3）以意象思维为主，善于将意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协调运用。
（4）重视关系（包括人际关系）超过实体。
（5）长于内向体验，情感因素占据重要位置。
（6）偏向综合，喜重调和统一。
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人文、科学、艺术、哲学、宗教、政治等的基本形态和本质特征。经研究可以确认，以上以及只要与中国文化主流挂钩的思维，皆具阴柔偏向，而与女性的思维心理特征一致。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西方文化主流的思维方式刚好与中国逐条相反，具有明显的阳刚偏向，而与男性的思维心理特征一致。西方与中国恰成对称互补的格局。
正是因此，中西两种文化体系在各个门类的主流上，也是中国偏阴，西方偏阳。无须一一列举，只以人们最为熟悉也最为普遍存在的民居为例：
中式民居：从北到南，都或以住房，或以围墙把院子空间围在当中，住房坐落四周，窗面朝内，墙背朝外。有的街门内外，还设影壁。北京的四合院、福建圆形土楼有代表性。
西式民居：住房一概建在所辖地块中央，周围空地不设围墙，只立低矮栏杆或种矮小排树，以示界限。住房门窗开向四方，直面外周空间。
中式民居表现出中国人心理性格偏内敛含蓄，与重时间多向内体验有关。西式民居则表现出西方人心理性格偏外向爽直，与重空间多放眼眺望相连。显然，前者属阴，后者属阳。
不仅如此，中西两种文化之主流在发祥地和移动方向上，也有阴阳对称的关系。请看，大体说来，中华文化主流发祥地在甘肃东部和陕西南部，属陆地高原，处中国大陆西北，其发展是向东向南移动。陆地高原属阳，处西北属阴，向东南属阳。而西方文化主流发祥地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及海岛，属近海低地，处欧洲大陆东南，其发展是向西向北移动。沿岸海岛属阴，处东南属阳，向西北属阴。
中西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两条主线，这种阴阳对称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惊奇。这就是说，阴阳网络关系不仅在自然界，而且在社会人文领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人文与自然本来就是一个整体，不应当截然分割。可见，两三千年前，《易经》六十四卦用阴阳解析人事是有道理的。中医学十分重视社会心理情感因素对疾病和健康的影响，并把人的品德与体质联系起来研究，是非常先进、正确的。所以《内经》关于“天地气交，万物由之”的论断，需要做全面的理解和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