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贯》为明代著名医家赵献可（字养葵）仅存于世两部医著之一，因其较全面地阐述作者医学理论、治病原则及遣方用药，故是一部集中反映其学术思想的最具价值之作。在临床方面，赵氏推崇薛己（字立斋）所阐论“补真阴，补真阳”的治法，并在《医贯》一书予以进一步补充、发挥。认为先天之火乃人生立命之本，养生治疗莫不以此理“一经贯之”，遂以其书名为《医贯》。

　　1.从命门学说看“以肾为本”

　　1.1　赵氏学术源于典籍，融会诸家充分阐析

　　纵观《医贯》，命火理论贯穿始终，其用意如赵氏所云：“余所重先天之火者，非第火也。人之所以立命也，仙炼之为丹，释传之为灯，儒明之为德者，皆是物也。一经贯之也，故命名曰‘医贯’。其说具载于书，……其原生之大旨若此。”［1］赵氏详论命门，力图通过命门之火来阐明人体原动力之所在，以求颐养之道。有趣的是，包括赵献可在内历代重视命门的医家，在阐明命门所处生理位置时各执己见，终未统一，但有一点却十分相似，那就是论命门均不离肾。首论命门的《难经·三十六难》载：“肾两者，皆非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2］《难经》之后，关于命门的具体部位众说纷纭，但从未离肾而论。如李蓇宗《难经》“左肾右命说”，程知的“包络命门说”，孙一奎的“肾间动气命门说”，张景岳、虞抟的“两肾皆属命门说”，以及赵献可在《医贯》中提出的“两肾各一寸五分之间”的“肾间说”等。正因为这些似肾非肾之间的论述才使命门理论至今仍为一争论不休的话题。从《医贯》中也不难看到，赵氏论命门是以肾为依据的，可以说是无肾无从谈命门，有形之体亦为肾。这在卷一“形景图说”论述命门部位中表达得很清楚：“命门是为真君真主，乃一身之太极，无形可见，两肾之中是其安宅也。”又载：“……命门无形之火在两肾有形之中，慎黄庭，故曰：五脏之真，为肾为根。”从书中所绘太极图中亦可清楚看到，命门处于有形的两肾器官之中，用白圈意会，却无法形似。而真正要阐明其用意的是文中所书：“命门左右为真水真火，此一水一火俱属无形之气，日夜潜流。”十分明显，赵献可虽无法从人体解剖见到命门这一器官，但为了强调人体先天因素的重要性，以五行之说强调人体脏器阴阳水火平衡的意义。在人们对肾和生理认识未能科学完整地认识的局限下，从主观上希冀一个更深奥，更能代替人们愿望的内在器官来主宰生命，这也是人们对生命认识发展过程的必然，故也是他们无论如何诠释命门，均无法摆脱肾的原因。

　　关于命门生理位置的认识，从《医贯》中还可以看到另一个客观原因。赵献可认为，《内经》提出人体十二官论，并强调“主不明则十二官危”。那么“主”指何官？虽云“心者，君主之官也”，但心已属十二官之首，那“人身别有一主非心也，谓之君主之官，当与十二官平等，不得独尊心之官为主。若以心之官为主，则下文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当云十一官矣”。正因为此，赵氏在论述命门时提出“命门为十二经之宅”的理论，这对赵氏力图通过强调命门的作用，阐明对人体原动力的重视，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1.2　命门之火作为主旨，联系临床予以论述

　　探究赵献可的命门理论，他对命门与肾这种无法分割的关系，做了充分的论证。全书以强调命门之火的重要性为主旨，指出命门之火乃人身之至宝。早在《难经》就已意识到命门有藏精神、系原气、主持人体生殖机能的功能。赵献可扩充其义，认为命门可主人体一切生命运动，包括生长、发育、运动、生殖等，所以能如此者，全在于命门内藏“命火”，此火即生命之火，为阳气之根，脏腑机能之源，一切人体活动的原动力，其对温煦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肌肉皮毛、身体生长发育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故又有真火、先天之火、真阳、元阳之称。赵氏认为火强则生机由之而壮，火衰则生机由之而弱。火之有余，则真水不足；火之不足，为水之有余。这就是说，尽管命火的旺衰可决定人体之强弱，但若要保证命火的作用，尚需真水的调节。而其真水正是肾所具有的最关键的功能。肾阴是体内阴液的根本，对各脏腑组织起着濡润、滋养的作用。实际上，肾阳的功能与命门学派的命火理论相似，肾阳是人体阳气的根本，对各脏腑组织起着温煦、生化的作用，故肾的这种生理功能在前人也有“肾为水火之宅”的说法。可以说命门实际为肾阳或真阳之别名，因这种功能之重要如立命之门，故称其为命门。［3］古人多有“肾与命门是二物”之说，但论述其功能则很难区分。由此，若要完成命火理论所论及的人体正常的机能运转，其关键实际表现于肾的功能调节上。赵氏在《医贯·内经十二官论》中所说：“命门君主之火乃水中之火，相依而永不相离也。”这种命火与肾水无法分割的关系，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一点。赵献可在《医贯》中论病因多源于肾，论治疗用药多调理肾，这自然成为赵氏临证的主要特色。《医贯》一书中载有众多治验，从其病因病理征象的表述上，常可看到命门与肾病理现象相似之处。如诊为“命门火衰”之证候与诊为“肾阳虚衰”之证候亦基本相同，其治则治法均为温补下元，益肾健脾。《医贯》一书载述从肾治验颇多，可见他之所以在肾之外提出一个命门说，是十分强调先天之精气对人体健康的主宰作用，强调人体生长、发育、运动、生殖的原动力。

　　2.重视六味丸、八味丸调补肾命

　　《医贯》对六味丸、八味丸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运用。赵氏认为荣养先天之本的关键在于滋补肾水，在运用“六味”、“八味”时，赵氏是将命火与肾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命火衰则肾虚寒，肾水不足则不能制命火，这就是赵氏的肾与命门难以分割的主要论据，这也是赵氏推举六味丸、八味丸作为补肾的首选方的主要原因所在。

　　八味丸乃张景所订之方，能伐肾邪。在《金匮要略》中治“虚劳”之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痰饮”之短气有微饮；以及胞系了戾之小便不利等。八味丸以地黄为君，余药佐之，非止为补血之剂，而取其养五脏、益气力，有补虚损五劳之功。为阐明八味丸的真正用途，赵氏特别批评道：“今有人加人参者，乃是脾经药到不得肾经；有欲减泽泻者，殊不知泽泻可接引桂附等归就肾经。”从而强调八味丸的补肾作用。所谓“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即此方也。如熟地、山萸、丹皮、泽泻、山药、茯苓皆濡润之品，所以能壮水之主；肉桂、附子为辛润之物，能于水中补火，所以益火之源，水火得其养则肾气复。故此方对五劳虚损脉耗而虚，阳强阳萎者，服之易效。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六味丸为肾虚不能制火之专用方。赵氏认为：“肾中非独水也，命门之火并焉，肾不虚则水足以制火，虚则无水以制，而热症生矣，名之曰阴虚火动。”六味丸所选药均能入肾，具有滋补肾水、敛阴火的独特功效。如阴中之阴的熟地黄、山茱萸能滋少阴、补肾水；肾恶燥，地黄、山药、泽泻皆可滋润之；而入肾敛阴火、平虚热伏热，则非牡丹皮莫属；茯苓淡能渗泄则可制水脏之邪。正因为上六味药的养气、滋肾、制火、导火的相互作用，故用于肾虚不能制火所致之病效果显著，对临床上所见之肾虚作渴，小便淋泌，气壅痰涌，头眩眼花，腰腿酸软，或肾虚发热，自汗盗汗，败浊为痰，以至便血诸血等症有治疗作用。赵氏以王太仆语高度概括曰：“壮水之主以镇阳光，即此药也。”

　　从赵献可对六味丸、八味丸的辨证运用中可见，不管赵氏是重视命门说，还是强调其补肾作用，此两方的真正意义在固肾求本、调补肾虚是无可质疑的。

　　3.多种病证皆可从肾论治

　　《医贯·先天要论》为全书四、五两卷，论病17种，是熟练运用六味丸、八味丸，调补“先天之精”之集大成者。诸论多从肾审证辨因，从肾论治处方，调治命火终不离肾。这为我们认识命门与肾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3.1　详论内科多种病证，治疗重视肾阴不足

　　赵献可同意朱丹溪的观点，认为“人之一身，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世之人火旺致病者十之八九，火衰成病者百无一二”，这多因精血渐亏，相火必旺，火旺则阴愈消而劳瘵、咳嗽、咯血、吐血等症作矣。赵氏认为世人之所以多阴亏，主要源于少年肾水正旺，然欲心正炽，妄用太过；中年欲心虽减，然少年丧失太多，焉得复实；及至老年天真渐绝，只有孤阳。因此补阴之药，自少至老不可抽，滋其阴则火自降。对这种肾阴不足的病证，赵氏十分看重用六味丸及八味丸，他强调若左尺脉虚弱而细数者，是左肾之真阴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脉迟软或沉细而数欲绝者，是命门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此二方皆滋其先天之化源，常用于补其阴，使阴与阳齐，则水能制火，而水升火降，病必除矣。值得重视的是，赵氏反对某些滋补药不辨左右尺部脉证的区别，一味予以左右平补。如左尺原虚，右尺原旺，左右平补，依旧使火胜于水。只有补其左而制其右，方得水火平调。根据脉证的不同，辨证运用六味丸和八味丸，可以恰到好处地调理阴亏火旺或命火不足之状，这也证实了此二方的施治意义。

　　阴虚发热是真阴亏损所致之证，多为劳心好色，内伤真阴。真阴既伤，则阳无所附，故亦发热，常见面赤烦躁、口渴引饮、骨痛、脉数而大、或尺数而无力等。另大失血后，阴血暴伤而致阴虚发热，赵献可对此证仍从肾予以精细地辨证。赵氏深悟《内经》之旨与王冰之注，他认为大寒而盛，热之不热，是无火也；大热而盛，寒之不寒，是无水也。无火者宜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无水者宜壮水之主，以镇阳光，此必须六味八味二丸出入增减，以补真阴。赵氏亦批评世人屡用四物汤加黄柏、知母，曰：此误以血为阴耳，阴虚之阴是肾中之真阴，当以补肾为主，而四物为补血之剂，故难于治本。

　　世人对痰证一般从脾论治，多言“脾为生痰之源”，赵献可却推崇“痰之本于肾”的说法，他赞扬“王节斋论痰而首揭痰之本于肾，可谓发前人所未发”。关于痰源于肾，他的论述可谓精辟，认为痰者原非人身之所有，非水泛为痰，则水沸为痰，故痰之为病当分有火、无火之异耳。肾虚不能制水则水不归原，如洪水泛滥而为痰，是无火，用八味丸以补肾火。若阴虚火动则水沸腾，动于肾者，犹龙火之出于海，龙兴而水附；动于肝者，犹雷火之出于地，疾风暴雨，水随波涌而为痰，是有火者也，用六味丸补水以配火。赵氏治痰从肾之论可为不治痰之标、而治痰之本的大法。他仍然强调六味丸与八味丸的功效，指出善用者，于肾虚者则以六味丸、八味丸壮水之主，益火之源；复以四君子或六君子，补脾以制水。于脾虚者，善用补中理中，又能以六味、八味制水以益母，则是治痰之道。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咳嗽者常责之肺，但赵献可认为治之法不在于肺而在于脾，不专在脾，更归重于肾，盖脾者肺之母，肾者金之子。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本，所以咳嗽暴重，动引百骸，自觉气从脐下逆奔而上者，为肾虚不能收气归元，故治疗应补肾补气，为虚则补其子。对于房劳太过，亏损真阴而致咳嗽者，则因阴虚而火上，火上而刑金。此时再不能伤金，而应从补真阴入手，先以壮水之主之品如六味丸，使水升而火降，再以参、芪救肺等药以补肾之母，使金水相生而病易愈。对于嗽血者，赵献可认为是肾水从相火炎上之血，或由肾水泛上，上侵于肺，水冷金寒，故咳嗽肺气受伤，血无所附，故亦吐血，须用六味丸补肾水，或八味丸补命门火以引水归原，肾水归原而血复其位。

　　3.2　五官病证从肾论治，临床应用炉火纯青

　　五官之病从肾论治，反映了赵献可将肾命理论应用于临床治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赵氏从《灵枢·大惑论》“五藏六府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之说，引发出“肾藏精，故治目者以肾为主”的治疗眼疾的原则，如光华散乱而不能收敛、近视，是由阴精不足，阳光有余所致，为病于水，故此治疗之在心肾，心肾平则水火调而阴阳和，正合“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之原则。赵氏在诊治齿病时，根据齿属肾的原则，指出凡牙齿动摇，或痛或不痛，或出血或不出血俱如欲落之状者，皆属肾，肾热者色黑而齿槁，凡肾虚者多有如齿痛摇动，此为脾肾亏损之证，治宜从肾。赵氏认为耳者肾之窍，肾开窍于耳，故治耳者以肾为主。他辨证认为：左肾为阴主精，右肾为阳主气，精不足、气有余则聋。肾虚则耳内潮声、蝉声无休止，当坠气补肾。肾者，宗脉所聚，耳之为窍，血气不足，宗脉乃虚，风邪乘虚随脉入耳，气与之搏，故为耳鸣。耳痒乃肾虚，致浮毒上攻而致。因此，从调补肾脏入手，方可奏效。此外阴厥乃格阳反上行，口疮病，穷其根源，亦由于肾阳惫衰，则肾宫虚寒，虚火不得已而上浮或游溢。因而用八味肾气丸以补肾安宅，引火归元，即可治本除病。咽喉痛不单纯从呼吸道调治，溯其源仍归于肾，其辨证有寒热虚实之分，若少阴之火逆冲于上，咽喉紧锁处，气郁结而不得舒，则或肿或痛也，其症必内热口干面赤，痰涎涌上，尺脉数而无力，其缘于肾亏损，相火无制，故须用六味丸加减服之方效。

　　赵献可以调补肾命水火为核心，并在前贤肾命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弘扬与发挥，临床运用六味、八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我们也要看到：赵氏的命门学说，用太极思想加以解释，在说理方面，亦有其局限性。从事中医理论和临床工作者，不妨在探讨赵献可医学理论的同时，进一步探索其有意义的医疗途径与方法。

　　参考文献

　　［1］赵献可。《医贯》。同治丁卯文英堂梓行。

　　［2］杨世权。赵献可肾命学说评述。四川中医，1986，（9）：4。

　　［3］王新华。也探命门。中医杂志，1962，（12）：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