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例子是国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城市鼠害严重，既造成庞大的经济损失，又威胁美国军队的战斗力。于是化学家和生理学家开始研究化学杀鼠剂。1940年代初，两种鼠药面试，一种叫氟乙酸纳（Compound 1080），另一种叫α-萘硫脲，即安妥（ANTU）。1945年的《时代》杂志把这两种鼠药的研制列入当年的十大科技进步之中。安妥的发明者Curt Richter于1942年成功说服巴尔的摩市开展药物灭鼠运动，并一直延续到战后。1946年该市统计一共有5600个街区参与了投放安妥的灭鼠的运动，每个街区平均杀鼠75只，共有上百万只老鼠被杀。随公众逐渐对安妥产生迷信，Richter本人却撰文警告：安妥缺乏长久的效力，它仅仅在特殊的情况下，特别是鼠害非常严重的时期，短期灭鼠效果明显。事实上，安妥的效力很快就消失，巴尔的摩的老鼠后来又重新杀回。

第二个例子是国内的，所涉的鼠药是本报告所讨论的溴敌隆。国内科学家对1997年至1999年间浙江省六个城市通过投放溴敌隆毒饵的灭鼠活动进行了监测和研究。其结论之一为：“从各城市每年在3－4月和9－10月灭鼠两次的情况来看，除金华以外，各城市绝大部分月份的种群密度均能控制在捕获率为1 %或粉块阳性率为3 %以下。3－4月的灭鼠之后，种群密度经4－5个月的恢复接近或达到灭鼠前的水平，在9－10月再次灭鼠，又使种群密度下降。显然，每年开展春、秋两次的灭鼠活动，效果是明显的，在控制种群密度方面也是有必要的。” 这一结论显然存在一些矛盾和需要进一步弄清楚的地方。其矛盾就是，既然鼠类的种群会经过4－5个月恢复到灭鼠前的水平，为什么可以得出这种方法在控制种群密度方面是有必要的结论。显然，这个推论漏掉了一个条件，即如果不投放溴敌隆，鼠类的种群密度会升高，老鼠的泛滥程度加剧。从文中我们得不到相关的说明。反过来，如果研究表明老鼠的种群其实是稳定的，那么投放溴敌隆起到的仅仅是在短期内降低鼠口的作用。

从国外的许多文献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和所有生物一样，稳定的鼠类种群是由它的栖息环境所决定的，包括食物和水的可获得性、洞穴、外在的威胁（包括天敌和人类的“灭鼠”活动），以及鼠类的疾病。从实践来看，在其他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比如充足的食物和良好的居住地，鼠类种群会因为人类投放鼠药而产生短期的波动，但长远来说不一定会有太大的变化。杀鼠剂，尤其是现在广泛使用的溴敌隆在短期内可以大量杀灭鼠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称得上是达到了目的。但如果从一年或更长久的时间尺度来看，这种“灭”还是名不副实。

英国政府所属的健康与安全执行局（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HSE）则更明确的表示：“单独依赖杀鼠剂不能保证杜绝鼠类泛滥的状况，目标鼠类的种群会在鼠药投放处理后很快恢复”。国内还有研究发现不当投放鼠药情况下发生的城市老鼠种群密度不降反升的现象。 虽然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当投放鼠药连“灭鼠”的短期效果都无法达到。

此外，当溴敌隆仍被普遍视作“适口性好，具有广谱性，配制方便，使用安全，且灭鼠效果好”的时候，我们反而需要保持更审慎的态度。正如因发明安妥而享有盛誉的Curt Richter所说的那样，1940年代的灭鼠运动得出的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是：“老鼠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动物，它有能力在不同的环境下把自己照顾好。”昨天，我们看到老鼠对安妥和它之后的种种鼠药产生了抗药性或学会了避让；明天，我们有谁能保证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溴敌隆和它之后的化学杀鼠剂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