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

网上的一些文章把五石散说成魏晋时的一种毒药甚至是毒品、春药，其实是一种误解。五石散就是一种治病的药——虽然食用不当很容易出差错。就连吃五石散得病的皇甫谧，也在之后后用五石散治好了许多人的病，并对五石散的性质做了总结。但是网上的文章在提到皇甫谧时大多是作为五石散害人的证据出现的。

现在找到了一遍为五石散“翻案”的文章，希望能还事实以真相。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知识性错误

五石散不是一种“毒药”

鲁迅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 …吃散发源于何晏。 首先必须说明，“五石散”绝对不是一种毒药，人们没有必要凭白无故地去吞食毒药。相反，当时的人们食用五石散是为了延年益寿。何晏本人就说过：“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五石散是一种化学药品，少服有治疗效果，多服则会中毒，这在当时已是常识。

其次，何晏也不是第一个吃五石散的人。《史记》记载：齐王侍医遂病，自练五石服之。臣意往过之，遂渭意日：“不肖有病，幸诊遂也。”臣意即诊之，告日：“公病中热。论日‘中热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为药精悍，公服之不得数溲，亟勿服。色将发臃。”遂日：“扁鹊日‘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夫药石者有阴阳水火之齐，故中热，即为阴石柔齐治之；中寒，即为阳石剐齐治之。”臣意日：“公所论远矣。扁鹊虽言若是，然必审诊，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表里有馀不足顺逆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论日‘阳疾处内，阴形应外者，不加悍药及鲩石’。”文中说的“意”，是指淳于意，淳于意是西汉吕后、文帝时人。由此可见，西汉人已在食用五石散，比何晏早了百年。如果按照文中的“论日‘中热不溲者，不可服五石”’，那么这说明在淳于意之前，就已经有医书论及五石散，而讨论五石散的人很可能就是下文提到的扁鹊。根据这一记载，我们可以判定，五石散很可能在先秦就已经出现，至少西汉前期，五石散已被医家常用。因此鲁迅先生“吃散发源于何晏”的结论是错误的。

晋人穿宽大的衣服不是因为吃五石散

鲁迅先生认为晋人的衣服宽大，是因为吃五石散以后皮肤发热，容易擦伤。他说：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理由有二：

第一，先秦时期，贵族文人、特别是儒生就穿宽大的衣服。我们分别看《礼记》、《列子》、《苟子》的记载：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服。”(郑玄注：逢，犹大也。)( ]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孔子顾谓弟子日：“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佝偻丈人之谓乎!”丈人日：“汝逢衣徒也。”逢衣，也写作“缝衣”，指宽大的衣服。根据“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看，先秦时期，穿宽大的衣服还不仅是

儒生，而是带有普遍性。那么当时的衣服宽大到什么程度呢?郑玄在《周礼-司服》中注释说：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属幅，其祛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盖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则其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先秦大夫的衣袖长三尺三寸，袖口宽一尺八寸，这种

尺寸已经是十分宽大了。正是因为先秦人的衣服普遍宽大，行动不便，所以才有著名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两汉时期，儒生、文人照样穿宽大的衣服：逢衣博带，略法先王，而不足于乱世。不疑冠进贤冠，带榀具剑，佩环块，褒衣博带，盛服至

门上谒。林宗……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郡国。 叫“逢衣”、“褒衣”指的都是宽大的衣服。《汉书·朱博传》有一条记载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朱博)又敕功曹：“官属多褒衣大褶，不中节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这是朱博任琅邪太守时下的一道命令。“衣”、“褶”分别指上衣和下衣，他感到手下官员穿的衣裤太宽大，于是就命令他们改得短小一些。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西汉时人们依然像先秦那样，喜欢穿宽大的衣服。由此可见，穿宽大衣服是中国士人自占以来的老传统，绝对不是到了晋朝，人们开始吃药发烧才开始穿宽大衣服的。

第二 ，按照常理推测，一般情况下，服食五石散也不会像鲁迅先生描述的那样痛苦。因为如果都是那样的痛苦，人们为什么还会去服食呢?鲁迅先生得出这一结论，大概是受了《晋书·皇甫谧列传》的影响：谧上疏自称草莽臣日：“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疟，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初服寒食散，而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尝悲恚，叩刃欲自杀，叔母谏之而止。皇甫谧吃五石散中毒(古人认为是-．-陛与之忤”)，隆冬季节也无法穿衣，发热食冰，皮肤肿胀，甚至溃烂。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是中毒后的现象。即使在今天，药物中毒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鲁迅先生拿皇甫谧中毒后的情况去描述所有人服食五石散后的情况，显然是以偏概全了。

晋人穿木屐也不是因为吃五石散

鲁迅先生不仅认为晋人穿宽大的衣服是吃五石散引起的，而且认为穿木屐的习惯也是吃五石散引起的。他说：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鲁迅先生的这一观点仅仅是臆测，并不符合历史事

实。我们看《汉书》等史料记载：盎解节旄怀之，屐步行七十里，明，见梁骑，驰去，遂归

报。(131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 … 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延熹中，京都长者皆著木屐；妇女始嫁，至作漆画，五采为系。(爰盎是西汉人，他竟然穿着木屐夜行七十里路；郑玄是东汉人，他出门穿的也是木屐。“延熹”是东汉桓帝的年号，那时京城的人们穿木屐已成风尚，以至于刚出嫁的女子都要学会漆画木屐，编制屐带。这一时期人们对木屐的爱好，和晋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晋人喜欢穿木屐，是对汉代这一风尚的承袭，不能说是因为吃五石散以后，脚上的肉容易破烂才去穿木屐的。道理非常简单：古人制鞋的原料很多，一般有丝绸、葛麻、皮革、木头，如果脚上的皮肤容易破，人们完全可以去穿柔软的丝绸鞋，为什么偏偏要穿坚硬的、更容易磨破脚的木制屐呢?鲁迅先生的观点是文学家的想象和臆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