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吕梁山南端的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隔黄河与陕西省延长县相望。这里地处干旱少雨的黄土高原，境内沟壑纵横，山峦起伏，土地贫瘠，人烟稀少。全县不足7万人口，散落在96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而距离大宁县城35公里的徐家垛乡乐堂村坐落在黄河岸边，是大宁县众多贫困村中的一个，全村100多户、500多口人，一部分人依然住着土窑洞，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  

由于村子里条件太差、生活太苦，大多数年轻人因为受不了贫困，耐不住寂寞，纷纷外出打工，有些为了孩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搬到县城去居住。但同样是“80后”的贺星龙是个另类。2000年，从运城卫校毕业的他，毅然回到村里做了一名乡村医生。

对于他的选择，许多村民不理解，包括一些亲戚朋友。村民们也议论纷纷。然而面对人们的猜疑贺星龙毫不理会，他打定主意：“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事实上，1999年从运城卫校毕业，成绩优秀的贺星龙，既有同学邀他一同在县城开办诊所，也有太原的一家医药公司聘请他做销售代表。同时，在大宁县医院实习期间，由于他刻苦好学，深得医院领导和大夫们的赏识，实习结束后可以留在医院工作。面对这么多诱人的选择，想想将来体面的生活，贺星龙也曾经心动过。然而当年去运城卫校上学时，因为家里拿不出3000元学费，乡亲们你三十我五十为他凑钱的情景一时浮现在脑海。

“孩子考上了，咱们一起供他上学。”当时乡亲们的一席话让贺星龙热泪盈眶。

“星龙，咱们村里穷，有个灾灾病病找不到大夫，学好了一定要回来。”临行前，村里的长辈挨个拉着他的手嘱咐。

他也想起了自己的爷爷。贺星龙12岁那年，爷爷因重感冒高烧不退，最后送到县医院也未能挽回生命。

“爷爷是被耽搁了，如果那时村里有个医生，爷爷不会那么早就离去。”贺星龙不无遗憾地说。

“娃呀，好好念书，将来一定要学医。”爷爷临终前用微弱的声音对他说。

从大宁县城到乐堂村，35公里路程，要行驶一个多小时。“由于交通不便，老百姓有点小病都是硬扛着。”贺星龙说。

“我回村里绝不是冲动，离开家乡时就打定主意要学医，学成后一定要回来。”说这话时，因长年风吹日晒而显得皮肤黝黑的贺星龙闪烁着坚毅的目光。

2000年春，在大宁县人民医院实习结束的贺星龙回到了村里，他要兑现自己的诺言，做一名乡村医生。可理想和现实往往隔着一道鸿沟，要行医看病，可他连最起码的乡村医生资格证、听诊器、血压计都没有，怎么行医？家里的现状，只能维持全家人的生存，更谈不上办诊所，贺星龙一脸茫然。

了解儿子秉性的父亲，只好把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的一孔土窑洞腾出来，又把卖玉米的400元钱拿出来。不够，他父亲又把家里仅有的两只绵羊也卖了，一共凑齐了960元。就这样，贺星龙在县卫生局考了一个乡村医生资格证，购置了几件必要的医疗器械和一些常用药，一个简易的诊所就这样筹建起来了。诊所开张了，但上门看病的村民却不多。

“一个年轻娃娃，一点经验都没有，能看得了病吗？”老百姓对他的医术充满怀疑。就连他的父亲对他也不放心。贺星龙每次出诊，父亲总是不放心地安顿一番：“你能给人家看好病吗？如果不行就让人家去乡镇医院或县医院，别把人家给耽搁了。”

为了让大家接受自己，贺星龙干脆贴钱给村民看病，先给家里人和亲戚们看，给他们治好后，大家一传十，十传百，慢慢地，前来找他看病的人逐渐多了起来，附近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乐堂村有一个能看病的医生。在最开始的两年里，由于没有交通工具，贺星龙到山里出诊时，肩挑一副担子徒步翻沟越梁，爬山涉水。

之后，为了缩短路上的时间，贺星龙的父亲从邻村买了一辆旧自行车让他骑着出诊。但遇到下雨天，道路泥泞不堪，自行车出行不便。2003年，贺星龙一咬牙，从信用社贷了4000多元买了一辆摩托车，这下出诊就方便多了，只要周围村里病人一打电话，贺星龙第一时间就骑着摩托车赶到患者家中。对于乡亲们，即使再远的路，他也从来不收出诊费，并做到手机24小时开机，随叫随到，不管寒冬酷暑，不论刮风下雨，不分白天黑夜。

“电话就是病情，时间就是生命。”贺星龙常常这样说。

为此他每天电话不断，白天吃不上一口热饭，晚上睡不了一个囫囵觉。

2013年腊月的一个早晨，下了整夜的大雪还在继续，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诊所的宁静——索堤村村民贺润平两岁的孙子发高烧，出现抽搐。

简单问询了小孩的症状后，贺星龙背上药包准备出门，妻子陈翠萍把他拦下，“雪下得这么大，路上不安全，等雪停了再去吧。”

“孩子生命危在旦夕，哪敢耽误！”贺星龙说完，骑上摩托车冲进了大雪中。

去索堤村一路下坡，积雪的弯曲山路更加陡滑。一个拐弯处，摩托车不小心侧滑，贺星龙连人带车翻进路边的排水沟里，他的脚和膝盖都碰破了，血把袜子也染红了，脚也肿了，看完病回到家里，贺星龙自己包扎了一下，继续出诊。

第二天，贺星龙又给邻村的张立俊老人去看病，因雪厚加上脚伤，不能骑摩托，贺星龙就用扁担挑着药箱，步行抄近道出诊。结果由于雪天路滑，贺星龙连人带药从半山坡滚到沟底，这下他的右脚彻底不能动了。但他硬是忍着巨痛，拄着木棍，一瘸一拐挪到老人家中。

老人的病得到了及时治疗，贺星龙的脚却肿得不能动弹。他想去县城医院看看，但由于大雪封山，车辆不通，无奈，他只好忍着，直到两星期后去县医院拍了片子，诊断为右足内踝关节骨折。妻子的埋怨、脚踝的疼痛没有让贺星龙的脚步停下。

距乐堂村20多里的徐家垛村85岁的贺德明老人，患有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症，插排尿管才能正常排便。贺德明的两个儿子先后去世，老人只要一发病，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只要一个电话，贺星龙都会及时赶到，这样坚持了整整11年。

从2000年到2017年，贺星龙十七年如一日，翻山越岭，穿梭于周边28个村庄，累计出诊17万人次，行程40多万公里，骑坏了6辆摩托车，背坏了12个药包。村子里，只要听到“突突突”的摩托车声音，村民们就知道是贺星龙来了。于是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摩托医生”。

17年来，贺星龙保障着4600多名乡亲的身体健康，建立了乐堂村500多份健康档案，对每一位村民的身体状况他都了如指掌，谁患过哪些慢性病，谁对哪些药物过敏，谁有没有烟酒嗜好……

17年来，贺星龙累计免收出诊费35万元。凡是给村民看病，用了药的只收一点成本费；有些看了病当下没有钱的，他也不在乎，什么时候给都行；对于一些家庭确实困难的，他就干脆免费不要了。

“这些年，赊账、死账少说也有5万多元。”贺星龙说。

17年来，贺星龙还主动承担起村里13户困难五保户的医疗护理，累计为他们补贴药费达4万多元。而他的收入仅靠每年4800元的工资。对此，贺星龙说：“既然选择了当乡村医生，就不能考虑挣钱发大财，只要把乡亲们的病看好了，就证明咱活得有价值、有意义。”

这些年，乐堂村和周边的村民，只要说起贺星龙，无不交口称赞：“星龙这娃，人实在，能吃苦，心眼好！”

从2004年开始，贺星龙给乡镇医院1028名儿童接种疫苗，并负责200多名儿童营养包的发放。

对于村里的13户五保户，贺星龙不但医药费全免，过年时还给他们送米送面，给每人买一件新衣服，大年初一还时常把他们叫到家里吃顿饭。

“六一”儿童节，贺星龙给割麦小学的特困生送去辅导书、书包、文具盒等学习用品。  

行医多年，他从不在患者家吃饭，不想给乡亲们添麻烦。他没时间做饭，常常以方便面充饥。

贺星龙的妻子陈翠萍说，冬天是患者发病的高发期，有时一天要接好几十个病人的电话，由于村民居住比较分散，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有时他在最西边的村子，最东边的患者打来电话，中间相距好几十里，骑摩托得跑上一个多小时。有的时候他刚从一个很远的村子看病回来，有人打电话，他便立刻又返回去。

“这些年，乡亲们健康意识增强了，即使有个头疼脑热，也要打电话咨询。”贺星龙微笑着说。

由于常年骑摩托车，贺星龙患了比较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每天背30多斤的药包，使他脊柱侧弯；饮食不规律，6年前他检查出慢性糜烂性胃炎。

2009年，借着孩子上学的机会，妻子陈翠萍打听到她卫校的同学在县城开诊所一年能赚3万多，就瞒着贺星龙托朋友在县城租了间门面房，想让贺星龙也到县城开诊所，一家人团聚。

禁不住妻子的劝说，贺星龙有些动摇。

可村里人听说星龙要走了，一下子炸开了窝。每天出诊，贺星龙都能接到好多挽留他的电话。到了晚上，一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打回来电话恳求：

“星龙，千万不能走，你走了，留在村里的老人和孩子怎么办？”

等到开学那天，索堤村的郝芳花老人带了二十几颗笨鸡蛋，专门跑到贺星龙家，紧紧攥着他的手说：“星龙，你可不能走了，你走了，我就活不成了。”

听了老人的话，贺星龙一股热泪夺眶而出，就在那一瞬间，他决定不走了。他说：“我走了，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曾今帮助过我的乡亲们，更对不起乡亲们对我的这份真情和信任。”

吕梁山高，挡不住贺星龙为村民出诊看病的脚步；黄河水长，比不上贺星龙和乡亲们的感情绵长。

时光流逝，斗转星移。贺星龙多年奔波的崎岖山路如今变成了水泥路，比他年龄小的年轻小伙子一拨又一拨走出了大山，只有38岁的贺星龙依然骑着那辆泛旧的摩托车，在大山中留下“突突突”的马达声。乡亲们只要听到摩托车的声音，心里便踏实了许多，在他们心中，贺星龙就是他们健康的守护者。

2016年7月份，贺星龙被评为“山西省优秀共产党员”。他用5000元奖金购买了三台扬谷机、一台发电机、一台打农药设备，自己还贴了800元，免费提供给各村的乡亲们使用。

贺星龙以满腔热情服务乡亲，他的感人事迹传遍了黄河岸边，传遍了三晋大地，也传到了首都北京，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肯定，获得了许许多多的荣誉。光是2017年，他就荣获2016“感动山西”十大人物、全国卫生系统“平凡英雄”、“中国网事感动2016十大人物”等称号，3月份还登上了国家卫计委和中央电视台共同举办的“寻找最美医生”颁奖典礼现场，获得全国“十大最美医生”称号。

贺星龙成了村里的“名人”，经常有记者前往采访。

村里又有了这样的传言：“星龙出了名，恐怕要被调走了，咱以后看病怎么办？”

贺星龙听说后，便给乡亲们解释：“我不会离开村里，还会继续给大家看病。”

在北京参加完颁奖典礼，贺星龙没有多停留一分钟，便又踏上返程的路。

“不是村民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村民。”

多年来，在贺星龙的心里，乡亲们就是他最大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