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护理（公元1368至1840年）
2008-06-25 09:27 来源：医学教育网
一、社会发展概况
明朝建于1368年，至1644年灭亡，历时270余年。明朝建立不久，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便迅速提高，冶铁、陶瓷、纺织等行业也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经济的振兴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城市工商业也得到发展。公元1421年（明成祖永乐19年）正式定北京为京师。
公元16世纪中叶，我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某些行业出现了原始状态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全国不少地方，尤其是长江以南地区的一些城镇，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工商业景况。明代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也超过了历代。通过郑和七下“西洋”多次远航，中国与南洋、非洲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从而促进了中外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包括医学在内的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自明代中期以后，西方向我国派来的传教士，他们除了传教和为资本主义国家谋利益而外，也带来了一些西方科学文化。
明代医药学在继承前代成就的基础上，有许多新进展。其进步被认为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其主要表现为名医辈出，学派林立，医学分科和对疾病的认识日益深化。出现了中药方剂方面两部集大成的力作《普济方》和被称为世界药学史上的不朽之作《本草纲目》。
1644年（清世祖顺治元年），满清从东北入关，建立清朝。定北京为首都。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上的最后一个王朝。清前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国势发展到极盛。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政治经济比较稳定，文化科学进步。农业、手工业、医学也得到很大的发展。相继形成许多繁荣的大都市，如杭州、苏州、扬州、广州、江宁（南京）、佛山、北京等地。鸦片战争后，西方各国大量的传教士和医生护士被派来中国，西方医学和护理学在我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对我国医学和护理学的形成及发展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当时，医学上形成了中医与西医并存的局面。“看护”亦作为一个固定的职业在我国应运而生。
二、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
明代沿袭元制，把户口分为民、军、医、儒、灶、僧、道、匠等，各户均子袭父业，不得更改，所以医业是世代相袭的，当时医生的社会地位低下，乐工、班匠、厨师相等。太医院分13科，是专为统治者服务的机构，太医院有考试制度，并通过考试从民间征用医生。医生月俸很低。明太医院分南京和北京两处，以北京太医院为主。有院使、院判、吏目、御医、医士、惠民局大使和副使等。1384年（明太祖洪武十七年）规定府、州、县设医学，兼管医药行政和医学教育。
鸦片战争以前，清代的医事制度仍沿袭明代旧制，中央卫生机关也叫太医院，设九科。太医院之称起自金代，以下各朝因沿袭下来，清太医院为五品衙门，其官制大体沿明朝旧制。设首长一人。称院使，秩五品。副职二人，称左院判、右院判、秩正六品。当时用语皆称“堂官”。意为堂上之官。属员有御医13人，秩正八品，吏目26人，秩正九品，医士20人，医生30人。地方医学基本与明代相同。
三、医院设置与护理实践
（一）医院设置
明代的医院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安济坊和养济院的设置更为普遍，并且注意到院址的选择。明成祖迁都北京时曾设安乐营收留患病民工，太医院派医生350人诊视，规模较大。明代的城市卫生也有进步，但当时一般人民的住宅与街道仍污秽不堪。清代的医院设置基本上是继承宋明旧制，并且成立了许多抚恤机构，如1662年（康熙元年）于京师广渠门文照寺西建立的育婴堂，专收养弃儿。直省、州、县均设立了具有收容所及残疾院一类性质的养院，专门收留鳏、寡、孤、独及残疾无靠之人。此外，私人捐款开办的医院——普济堂，有了很大的发展。普济堂具有养老院性质，专门收养无依无靠的老年病患。这种机构受到清政府的支付与鼓励。普济堂还立有规约，对医师、药房和护理人员的服务态度有具体而严格的要求。另外，还设有粥厂与药局以及当时官绅也多捐办崇善堂、百善堂、资善堂等粥厂，以救济贫民和灾民。
（二）护理实践
明清时期儿科内容较前更加充实，专著增多。其中《全幼心鉴》指出小儿饮食不宜是得病的直接条件。《婴音百问》对幼儿初生养护、病候、病因、治方等均有论述。《保婴撮要》对小儿初生养护等记述颇详，已知破伤风可通过脐带传染。《薛氏医案》记述有烧灼断脐法，以预防脐风。出色地总结和发展了新生儿破伤风的预防法，强调“小儿生下时，欲断脐带，必以蕲艾为拈，香油浸湿，熏烧脐带至焦，方断。其束带需用软帛厚棉裹束，日间视之，勿令尿湿，以防脐风。”强调母子之间的关系在小儿疾病上的意义。提出母病子病，母安子安，药从母传，婴儿有病，调治其母等。《幼幼集成》认为母体的强弱与胎儿的成长健壮有密切关系。
按摩科在医学中的地位得到相应发展，最突出的成就是认真总结了按摩术在儿科临床的应用，涌现出大量有关儿科按摩文献。如《小儿推拿活婴全书》、《幼科百效全书》等。
清代的《小儿推拿广意》、《小儿推拿辑要》流传很广。按摩术在正骨的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理瀹骈文》在论述诸外治法的同时对按摩术十分重视，如提倡饭后按腹，认为有助于脾的健运及减少肠胃的积滞。《理瀹骈文》汇集多种简便验廉的外治法，如敷、熨、熏、浸、洗、擦、坐、嚏、缚、刮痧、火罐、推拿按摩，包括蜡疗、泥疗、水疗、膏药等。
明代本草学最突出的成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它在中国药学史上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其影响扩大到国外。明清时期，养生学专著增多，强调延年益寿法，气功导引却病法。《临证指南医案》中记述300多例老年病的验案，强调颐养功夫，寒温保摄和戒烟酒等。在缝合线的选择上，也逐步由桑白皮线发展到丝线。明代还应用银丝线作为战伤骨折缝合用线。同时还发明了用止血带止血，用多头带以缚疮，以“煮竹筒法”吸出脓血，用光照法或滴耳法引虫出耳，用“铁丝、蜡丸”法下推治疗咽部异物。
清代将妇产科统称为妇人科或女科。有关著述颇多。清代还创制与应用了许多外科手术器械，如大、中、小匕、三棱针、铍针、柳叶刀、过肛管、弯刀等适用于各个部位需要的手术器械。在外科学家的倡导下，“外科器械使用前要求煮沸处理”逐渐被采纳，他们强调“煮针一法，《素问》本无，今世用之……有益而无害，故从之”。这是消毒观念建立的重要一步。
清代在牙刷品种、刷牙的人数方面更见增多，意味着对口腔卫生的重视程度，也可见刷牙在保持口腔卫生，减少口腔疾患方面所引起的作用。
关于梅毒，已知由男女同床或同厕传染。《霉疮秘录》记述了先天性梅毒及梅毒的传染性和遗传性，并指出隔离病人是有效的预防措施。
清代在除害灭病方面，明确把苍蝇与传染病联系起来，在扑灭苍蝇方法上亦有不少记载。
祖国医学的外治法经过长期的反复实践，适应症不断扩大，有些内容迄今仍为临床所应用，如醋蒸汽吸入预防流感，大蒜、芒硝外敷腹部治疗阑尾炎。明代医学家李梃注意到阳光、空气、环境、休养对治疗肺痨（肺结核）非常重要。预防肺痨的思想引起多数医家的重视，主张不与肺痨病人接触，不去病人家问疾躬丧，不接触死者的衣物等。
在唇裂修补术的护理上强调：“三五日内不可哭泣及大笑，又怕伤风打嚏，每日只吃稀粥，肌生肉满，去其丝即合成一唇矣。”
对肿瘤的发生原因，我国古代医学文献曾有所论及，其中有不少合理的见解。如精神情绪的过度紧张，忧郁或外邪的侵犯，以及年老体衰，饮食起居的影响等，都能引起体内“气血”郁结瘀滞而导致肿瘤。
四、军事医学与护理思想的成就
明代初期，兵书中已有火药神效方及治疗这种灼伤的记载。被认为是我国军医史上治疗火药灼伤最早的记载。明初，对士卒的健康较为重视，《大明会典》中记载了将官与军医忽视士卒健康有关处罚的办法。当时，军中药物都由国家免费供给，在军队中设有管理药物的官员，军有惠军药局的设置，由精通业务的医士在药局工作。这是我国军医史上的一大改革。明代除了遵循历代由太医院随时派遣军医的办法外，在京军、内地或边境卫所军中，都有正式的军医编制和固定名额。随着海外交通的发达，海军军医也开始设立。明代海军军医名额之多，不但在我国封建社会是史无前例的，就在当时世界各国海军中也是首屈一指。明代军队的医护工作中，如对病兵的治疗、死者的处理、新伤病员的申报手续等均有制度规定。军医对近代火器伤还没有确切的疗法，仍同以往治疗金疮用内服、外敷的方法，止血包扎法有所发展。
鸦片战争前清代沿袭明代制度，军医仍由太医院派遣。军队中的医生没有固定名额，遇到军士患病，大都是临时奏请派遣，由礼部选派两名医生乘驿前往，并派遣兵部官一人伴送。士兵仅在夏季或疫病流行时，由太医院配发对症药物。如有伤病士兵，战时在营调养，战后则遣返休养。随着兵器的发展变化，战伤救护已不同以往的刀伤、金伤、箭伤等。最明显的变化是强调了消毒和灭菌的原则。对伤口的处理以及战场救护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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