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心理，包括人的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意志、情感等心理活动和兴趣、才能、气质、性格等心理特征，是所有精神活动的总称。中医心理学，则是用中医学理论研究心理活动规律及其临床实际运用的一门学问。中医心理学历史源远流长，在中医学文献中，有着极为丰富的医学心理学思想。《黄帝内经》的产生标志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同时也为中医心理学理论思想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到了宋金元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贫困，疾病丛生，促使医家们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进行学术探讨，形成了学术争鸣时期。中医心理学思想在这时期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陈无择提出了著名的三因论，把情志病因明确为七情。金元四大家受《内经》启发，并将《内经》的医学心理学思想融合到自己的学说中去，形成了各自学术特点。

　　刘河间

　　刘河间在深入研究《内经》病机十九条的基础上，对火热病证详加阐发，成为主火论者。他还注重对五运六气和亢害承制理论的研究，提出了“六气皆能化火”及“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的观点，并强调以寒凉药物为主治疗火热病，开拓了金元时期诸家争鸣的局面。他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阐发《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时，大量地描述了异常的心身现象，扩大了心理病机的论述，发展了心理疾病的证治。刘河间将《内经》火热病机扩展为57条，其中有19条涉及心理内容，且论述颇为详细。一般首先提出病机提纲，然后阐述。如在论述“惊”时，谓“心卒动而不宁也。火主乎动，故心火热甚也，虽尔，止为热极于里，乃火极似水则喜惊也……”。又如“谵，多言也。言为心声，犹火燔而鸣，故心火热则多言，犹醉而心热，故多言也，或寐而多言者，俗云睡语，热之微也……”。此外，诸如惑、悲、笑、妄、瞀、躁扰、狂越、詈骂、惊骇等，均涉及到有关心理现象。

　　在对火热病机的阐发中，刘河间十分重视情志致病，并提出了“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的著名论点。他认为：“五藏之志者，怒、喜、悲、思、恐也。若志过度则劳，劳则伤本藏，凡五志所伤皆热也。”说明了心理与疾病的相互关系。他还从心立论，心主神，属火，认为五志化火生热，关键在于心的作用。因此，在治疗上重视清心泻火，创制了凉膈散、双解散、防风通圣散。

　　刘河间还重视六欲七情与疾病的联系，认为亢盛的情欲属于阳。若情欲过度，则易化热为火。他说：“所谓阳动阴静。故形神劳则躁不宁，静则清平也，是故上善若水，下愚如火。先圣曰，‘六欲七情，为道之患’，属火故也。”因此，人们若能节制七情六欲，则可以养生防病以保持健康长寿。

　　张子和

　　张子和是继刘河间之后，又一位具有创造精神的医家。他对中医心理学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有一系列独特见解，是金元时期中医心理学史上一位杰出代表。他善用汗、吐、下三法，号称攻邪派，而其中掌握使用三法时的心理因素又是关键之一。在谈到吐法运用时，张子和提出了八条禁忌，其中包括“性行刚暴，好怒喜淫之人，不可吐；左右多嘈杂之言，不可吐；病人颇读医书，实非深解者，不可吐；主病者不能辨邪正之说，不可吐；病人无正性，妄言妄从，反复不定者，不可吐……”（《儒门事亲·凡在上者皆可吐式》）。在仔细地观察病人后，张子和根据各人心理特点不同，对于不能很好地配合医生的患者，禁用吐法，这也是他能成功运用三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儒门事亲·过爱小儿反害小儿说》篇中，张氏强调由于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因而心理状态及其对疾病的影响也有差异。“贫家之子，不得纵其欲，虽不如意而不敢怒，怒少则肝病少。富家之子，得纵其欲，稍不如意则怒多，怒多则肝病多”，故“善治小儿者，当察其贫富贵贱治之”。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对于《内经》中有关心理学理论，张子和也系统进行了讨论。在《儒门事亲·九气感疾更相为治衍》篇，他归纳了怒、喜、悲、惊、思之气的病证，并对《内经》情志五行相胜之理进行了发挥，提出运用以情胜情的方法治疗情志疾病，他说：“悲可以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亵狎之言娱之。恐可以治喜，以恐惧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欺罔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志此之言夺之。”对于《内经》“惊者平之”，他理解为使其平常之，认为惊者从外入，以其忽然而遇之，使习见习闻，则不惊矣。并根据此法，通过击拍门窗，使其声不绝以治因惊而畏响，魂气飞扬者。张氏又尝治一妇人，久思而不眠。其假醉而不问，妇果呵怒，是夜困睡。在《儒门事亲》中载此类心理治疗医案达10例，除2例是引用庄、杨先生外，自己治疗8例。因此可以说，张子和是祖国医学史上一位值得称道的杰出的心理治疗大师。

　　李东垣

　　李东垣是金元时期一大医家，因善补脾胃，被后世称为“补土派”的鼻祖。他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对脾胃内伤病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独具见地。李东垣在脾胃学说中很重视心理因素在发病学上的意义。在《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中，李氏除阐发因饮食劳役而致病，同时也论述了因情志因素而致心火亢盛。他说：“饮食失节，寒温不适，脾胃乃伤。此因喜、怒、忧、恐损耗元气，资助心火，火与元气不两立，火胜则乘其土位，此所以病也。”在《脾胃论·安养心神调治脾胃论》中，他提到：“凡怒、忿、悲、思、恐惧，皆损元气。夫阴火之炽盛，由心生凝滞，七情不安故也。”

　　李东垣注重养生摄神，他把“摄养”、“远欲”、“省言箴”三篇作为《脾胃论》的结语，强调要“安于淡薄，少思寡欲，省语以养之，不妄作劳以养形，虚心以维神，寿夭得失安之于数”。在养生中，他还注重精气神在人体的主导作用。他认为：“气乃神之祖，精乃气之子，气者精神之根蒂也，大矣哉，积气以成精，积精以全神，必清必静，御之以道，可以为天人矣。”这是要求人们重视益气养神，对于养生防病有积极的意义。

　　朱丹溪

　　朱丹溪承河间、子和、东垣诸家之说，以三家之论，去其短而用其长，并寓理学于医学之中，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和“相火论”等新的学说。

　　朱丹溪认为：“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格致余论》）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只有青壮年时期阴精相对充盛，但青壮年时期在人生之中十分短促，故人之一生多处于阳有余阴不足的状态。并且在人的一生中又往往受诸多外界因素的影响，如“温柔之盛于体，声音之盛于耳，颜色之盛于目，馨香之盛于鼻，谁是铁汉，心不为之动也。”而“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故丹溪提出“人之情欲无涯，此难成易亏之阴气。”并据此在《格致余论》中，首列“饮食箴”与“色欲箴”，倡导人们要节制饮食与色欲，强调抑制相火，保护阴精。

　　保护阴精，就要做到收心养心，恬淡虚无。对此，朱丹溪提出了三方面的调养方法：首先要节制房事，节欲保精，提倡晚婚。“古人必近三十二十而后嫁娶，可见阴气之难于成，而古人之善于摄养也。”其次，要注意情绪调理。如忧愁忿怒，惊恐悲哀等容易耗伤阴精。第三，要节制思虑。若劳心太过，谋虑勤动，则可暗耗真阴。

　　在临床实践中，朱丹溪亦善于运用心理疗法。他曾治一人因忧患病，咳吐血，面黧色黑，药之十日不效，谓其兄陈状元曰：此病得之失志而伤肾，必用喜药乃可愈。即求一足衣食地处之，于是大喜，即时色退，不药而愈。在此案中，朱丹溪采用情志相胜的疗法，以喜治悲，火克金而治愈。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此外，朱丹溪对心理疗法的正确使用也颇有分寸。在《格致余论·虚病痰病有似邪祟论》中，他说：“《外台秘要》有禁咒一科，庸可废乎？予曰：移精变气乃小术耳，可治小病。若内有虚邪，外有实邪，当用正大之法。……然符水惟膈上热痰，一呷凉水，胃热得之，岂不清快，亦可取安。若内伤而虚，与冬严寒，符水下咽，必冰胃而致害。”在这里，他指明心理疗法一般只作为一种辅助疗法，若有外邪侵扰还是需要运用药物治疗。

　　由此可见，金元时期中医心理学思想以金元四大家为代表，在理论上七情学说日益成熟，心理病机深入阐发，在实践上心理治疗广泛应用，出现了我国中医心理学史上的高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