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月12日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在这段时间里,国内外媒体对汶川地震进行了大篇幅的持续报道。一些平日里寂寂无名的人,因为经历了这场浩劫,忽然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当他们面对镜头一遍遍回忆着那些恐怖的场景时,内心的创伤也被一次次打开。二次伤害,成为众多带着好意的志愿者、媒体记者们给受灾群众带去的意料之外的不良后果。
采访:朱砂
专家支持:海蓝美国执业心理咨询师吴国源
「新闻回放」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郎铮等多位北川曲山镇幼儿园的小朋友被困废墟,13日清晨被救援战士发现,随后很快被救出。虽然被压在废墟底下十多个小时,但坚强的小郎铮吃力地将右手举过头顶,向四周的战士敬礼,成为此次震灾中最令人感动的一幕。
连日来,曾感动了无数中国人的“敬礼娃娃”郎铮始终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不仅有众多媒体赶到西安探访正在治疗的小郎铮,有很多名人在郎铮的照片上签名送给他留念,而且还有众多网友力挺小郎铮担任最后一棒火炬手。
就在很多人陷入“敬礼娃娃热”不能自拔的时候,一个令人不快的消息却传了过来。据报道,正在西安治疗的小郎铮出现了心理障碍,唐都医院的心理医生刘睿说,目前郎铮老是想房子垮塌的情景。郎铮不喜欢说话,很恐惧,不愿离开母亲、不愿接触陌生人。郎铮来到西安后,很多人前往看望他,导致他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也不能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对他的情绪也有一定影响。刘睿因此呼吁:希望关心郎铮的市民不要再来探望他,给他一个安静的休养环境。
A媒体的灾难报道是把双刃剑
这些天来,小郎铮通过媒体报道,受到了大众过度的关注,前去探望他的热心人、记者,各色人等接踵而来。你为什么要敬礼?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一遍遍将这个只有几岁大的孩子,拉回到那段充满恐怖的记忆中,令幼小的他,在脱离灾难之后,遭遇到了“二次伤害”。
心理咨询师吴国源指出,在地震这样的大灾难中,媒体是把双刃剑。媒体信息传播效率高、覆盖面积大,在灾难救援中能够起到正面、积极的安抚作用,让真相走在谎言之前,从而极大地降低幸存者和人们的恐惧焦虑情绪。与此同时,不成熟的媒体往往通过惨烈的、慑人心魄的图片增加视觉冲击力,夸大灾难事件的恐怖性、可怕性和影响性,以达到抓取读者的目的。而这种报道会给当事人和未经历灾难、关注灾难幸存者的读者造成新的应激源。事实上,在历史上就有过这样的例子,美国“911”灾难报道就是失败的典型,世界各大媒体滚动回放播出灾难发生时的恐怖情景,结果使幸存者和当事人对灾难情景不断地重复体验,构成新一轮新的心理创伤性应激和不良暗示。
在四川灾区进行心理援助工作的这些天里,吴国源看到有些媒体记者因为工作需要,会对灾难的亲历者和目击者作采访。记者们为了完成采访而准备的一些提问,从心理学角度看,并不妥当。“有些记者喜欢问那些在地震中幸存的孩子,你妈妈还在吗?并制造一些煽情的氛围。好像不把人问哭了不甘心。这样的提问会让那些孩子回忆起最黑暗的时刻,而这很可能是他们此刻最不愿意回忆的。”
B撕开心理创伤易导致二次伤害
目前,前往灾区的各路人马中,有部队战士,有医疗工作者,有媒体记者,还有自愿报名的志愿者。他们中有相当部分的人并不具备心理专业的背景知识。对于那些可能在镜头前制造出“煽情”效果的提问,用海蓝博士的话说,就是这些媒体记者会用这些提问打开受灾者的心理伤口,但记者们却不懂得对于这样的伤口的缝合技巧。“这样带来的后果是强化了受灾者的心理创伤,使得他们沉浸在强烈恐惧中的时间过长。”
海蓝博士说,在经历了几十年一遇的大地震后,人们的心理是非常脆弱的。将他们的心理伤口剥开,很可能会使得他们体内产生和地震发生时同样的生化反应,有的人会因此产生发晕、颤抖等表现。“不要问他们当时发生了什么,你怎么想的,可以给他们一些具体的帮助。比如,为他们送饭,帮助他们一起打扫卫生等。尽量不要触及太多的回忆。”
吴国源建议,可以鼓励亲历者讲一些灾难发生后,自己是怎样应对的。“在第一时间,也许他根本就来不及感到害怕,而是本能地会有逃生的反应。也许他还会告诉你,我逃出来后,看到边上有人受伤,就想着怎么找到干净的绷带帮助人家包扎伤口。这样做是促进能动性,让当事人觉得自己是有力量的。”对于前去灾区采访的媒体记者,吴国源还提醒说,尽量问当下,比如可以问现在有什么困难吗?同时,问题应当尽量是开放式的。不要采取一些用“是”或者“不是”回答的封闭时提问方式。
C不是每个受灾群众都有心理问题
在这次地震灾害中,我们发现,与以往很大的一点不同是,各方面都在关注心理援助。开赴灾区的心理援助队伍中有来自国外的经验丰富的危机干预专家、有来自国内各大医院的心理医生、有平时作为偶像出现在各种媒体上的明星、名人……“灾后的心理援助根据不同阶段,主要的任务也有所不同。”吴国源说,目前阶段,心理咨询师们最重要的任务是陪伴、倾听、提供一些基本需求。所谓“身体力行也是一种治疗。”海蓝博士则告诉我们,有女性受灾群众,会悄悄告诉女性心理咨询师,她们现在缺少卫生巾。当从心理咨询师那里获得最实际的帮助后,她们更容易与心理咨询师之间建立信任的关系,便于之后的心理援助工作。
“灾难发生的60天后,要做的才是心理治疗。”吴国源在灾区进行心理援助时,看到有人在让受灾的孩子填写抑郁量表。“这个做法在现阶段并不合适。”吴国源说,不要认定灾区的群众都是有心理问题的。“每个人都有心理防御机制。在这个阶段遭遇灾难的人们有一些抑郁消极的情绪,这很正常,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渐渐恢复。就像每个人的身体对于疾病都有一定的抵抗力,一点感冒不吃药也会自己痊愈。”吴国源说,他们目前做得最多的事情是做随访,并把相关的资讯记录下来。对于一些可能会需要心理治疗的对象,进行一定的跟进。
由于受灾群众的流动性很大,这也给心理咨询师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有些人,你今天和他聊过,过两天他就离开了。而新转移来的人,你并不清楚他是否已经接受过一些心理干预,心理伤口有没有被打开,打开到什么程度,是否已经缝合。”海蓝博士说,这次四川大地震中的心理援助工作应该是有史以来情况最复杂的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