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倡“唐宋变革论”，他把唐代视作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代的开始。从1910年提出到现在，这一说法激起了广泛讨论与深入研究。钱穆认为：“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换言之，如果没有古代中国的铺垫，唐宋变革也不会发生。依钱穆之见，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从门第社会到平民社会，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变迁。

周天子类似西欧封建时代的国王，拥有最强军力，但并不直接管理诸侯内部事务，也受到氏族、贵族的约束。初时，血缘宗法力量强大，周天子军事占优，封建制度尚可应；随着时间流逝，这两项因素递减，西周封建渐渐演变为春秋争霸与战国兼并。对诸侯而言，扩张具有必然性，兼并战一旦启动即无可逆转，而战争的残酷逻辑则会不断强化各诸侯国的改革竞赛。因此，井田制必然被废除以利于农业生产与资源组织，而盐铁、水利、渔牧、运输、手工业开始民间化，铁器普及，随后商鞅变法以科层官僚机构替代贵族治理，臣民地位与利益不再基于血统而依赖军工，以理性而非传统来提升战争组织动员能力，最终一统天下。

检点之下，秦政成功并非完全归于法家苛政之功。废井田乃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私有化改革，农业生产力因之大涨。秦也重视工业，道路与水利都是得力的措施。军事组织得到财政支持，义务兵制度与雇佣兵制度有很好的结合：当兵为义务，而奖赏丰厚，带有雇佣兵特色，因而军力强悍。除了官营工业之外，秦也鼓励私人工商业。货币、文字、道路、度量衡的统一均是善政。其中，在秦统一天下之前，各国都铸造各自的货币，秦、齐、魏、楚等强国的货币各有特点，也有相应的流通范围，服务于本国内及本地区的短途贸易，长途贸易则需借助黄金或铸币之间的转换。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基于贱金属铸币的货币流通需要得到政府权力背书，特定的、可识别的形态在政府背书的基础之上为民间接受，成为流通中介。在秦统一天下之后，朝廷更进一步垄断了铸币特权。

秦之灭亡，确是劳役民众太过之故。汉承秦制，接受教训，与民休息，而其财政制度则有得有失。田租虽轻，徭役则重，以此支持西汉所行之郡县征兵制。在此制度下，中央军与边防军军力强大，依赖中央财政支持。在财政政策上，大司农掌管国家财政，所得与农田与人口相关，而少府为皇帝私人财源，所得则与山泽盐铁等非农业相关。在商品经济发展之下，政府收入增量少，而少府收入剧增，汉武帝以之为私产而用之支持对匈奴征战，自然对豪强不“自愿”捐献有愤愤之气，转而制定盐铁专卖、告缗、铸钱专营、均输等措施，民间工商业因而破产。这其中一个技术关键，在于汉朝没有发展出专业征收商业税的能力与体系。

汉武帝赢得对匈奴的战争，社会经济却因之凋敝，晚年下“罪己诏”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到了东汉，改行募兵制，光武帝为削弱地方割据势力而罢郡县兵，但中央军力不足，用军之时不得不允许地方募军，种下三国军阀割据的因缘。

实际上，两汉政治结构一直苦于中央权威无法直达郡县治理。汉之郡守约介于周之诸侯与清之总督之间，权力相当大，凡诸地方事务如军事、财政、司法、地方官员选任等均在掌握，而郡守自然乐于与地方豪族结盟，以减少对中央的依赖。如此一来，豪门士族势力大涨，直到前唐时期，均可被称为“士族社会”。

两晋南北朝固然是士族权势熏天之时，晚至唐代，即使已开科取士，政治权力仍旧掌控在豪族世家手中。与豪族在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对应的，是坞堡经济的兴起。坞堡实力日益壮大，而中央政府税源日益萎缩，反过来又强化了中央政府依赖豪族的格局。后世皆谓唐太宗虚心纳谏，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李氏起家于关陇集团，始祖为西魏八大柱国将军之一，其得天下仰于以关陇集团为代表的一大批军事贵族与以山东豪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的支持，即使贵为皇帝，也不得不看重豪族们的态度。与清朝皇帝相比，这多少有些类似于西欧封建制之下国王的处境。

更为重要的是，唐代已开始试验科举制，日后证明这是建立中央管理体系必需的一步，但在唐代，科举进士更多是名誉“加持”，而不是入正途，皇帝们仍旧处于豪族势力的包围之下。

安史之乱被普遍认为是个分水岭。自此，豪族泰半凋零，北方经济中心地位丧失，政治上中国开始走向官僚制，社会走向平民社会，经济上坞堡模式破产，财税上开始货币化税收，兵制上走向募兵制。这样的转变最终导向宋代的宏大试验，不仅创造出中国历代王朝中最高的经济成就，也塑造了纸币等金融试验得以推行的经济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