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门龙夫妇案

 1977年5月19日，27岁的卡罗离开位于俄勒冈州尤金市的家乡，起程去探访一位住在北加利福尼亚州的朋友。 北加利福尼亚州距离俄勒冈州大约有644公里的路程，路上她搭了个便车，车上是一家三口，男主人卡门龙，妻子叫珍尼斯。半途中，她突然被勒令举起双手，蒙上眼睛，卡罗被带到了一个屋子的地窖里。

卡罗清楚记得卡门龙把她脱光（一丝不挂），一条鞭子抽打在她的身上。以后每天，卡罗总是先被毒打一顿，然后光着身子吊在门檐上，脚尖仅仅踮到一点点地面。卡罗刚开始还拼命挣扎。卡罗最初的一段时间完全生活在黑暗之中，卡门龙特意用金属做了一个双层头罩和像棺材一样的箱子，她在里面不能吃、喝、听、看，更没有衣服穿。卡门龙是一个虐待狂，他崇拜古代的奴隶社会，长期沉迷于带有暴力倾向的色情文学，他把卡罗当成自己的俘虏，而自己就是奴隶主。从卡罗的身上，他得到了征服感和占有感的满足。

在这个小镇，卡门龙夫妇看起来是极为平凡和不起眼的邻居，他们和平常人一样，白天去上班、购物，晚上回家睡觉。卡门龙在当地的一家木材加工厂工作，他们的邻居评价这是很爱安静的三口之家。但是从来没有人了解这一家子的背景。在邻居的眼里，卡门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他不善和人交友，只喜欢默默一个人干活。卡门龙几年前毕业于当地的一所高中，然后在1973年遇上了当时只有15岁的珍尼斯。珍尼斯患有轻度癫痫病，卡门龙就是看上了她对自己百依百顺的优点。卡门龙认为，只要有男人肯要珍尼斯，珍尼斯一定会为这个男人付出任何代价。

卡门龙疯起来的时候会把光着身子的卡罗的头按在水里，直至几乎窒息，或者接通电线，或者用手扼她的脖子。而光身鞭打是每天的家常便饭，有时卡门龙还拍下卡罗的裸照，然后在家里冲洗。每当卡门龙折磨卡罗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异常兴奋。卡门龙还想出了千奇百怪的主意来实施自己的虐待欲，包括在地下杂志上剪下一份据称是出售灵魂的契约，强迫卡罗签下。他还在卡罗的阴唇上穿了一个洞，说这是他们的“结婚戒指”，并说希望有一天可以和她生孩子。当确定卡罗不会试图逃跑时，卡门龙决定要和卡罗结婚。自此，卡罗有了更多的自由，她可以每天去洗澡、干家务活，甚至允许她出外慢跑，而卡罗每次总是会回来。一些邻居也开始看到了卡罗，他们都以为她是这家的保姆。

1980年，卡罗甚至可以到外面打工。实际上已被绑架了三年的卡罗这时有许多机会可以逃跑，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卡罗被囚禁了7年，直到卡门龙的妻子珍尼斯突然良心发现，加上嫉妒卡罗的“得宠”，帮助她逃离了这个地狱。难以置信的是，卡罗在回到自己的家以后，还一直打电话给卡门龙，他哭着企求她回来，而卡罗向他保证决不起诉他。直到卡门龙的妻子珍尼斯离开了卡门龙，找到了一个心理医生，他们聊了将近2个小时，珍尼斯把故事全部说了出来，心理医生报了警。

1984年11月，卡门龙被正式逮捕。在法庭上，主控官描述了卡门龙最喜爱的一部电影，片中讲述了一个虐待狂绑架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并把她变成一个顺从的性奴。这个女孩最终变得忠心耿耿，甚至为她的“主人”牺牲了生命。主控官试图以这种戏剧化的形象，向陪审团证明卡门龙如何深受这部电影的影响，而卡罗也和片中的女孩一样，被卡门龙完完全全洗了脑而丧失了个人的意志。此外，压在卡罗身上的是一种无形的恐惧和枷锁，因为害怕报复，所以她一直不敢逃走。

乔希案

 1977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之星报》青年编辑乔希为了解救身陷“创世共同体工程”（CCP，建于美国旧金山）邪教的两名好友〔14〕，“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之前他给自己“打了预防针”，首先阅读大量报刊资料及采访社会学家，了解CCP是韩国富商孙明满“联合教会”招募教徒的一个机构，孙明满是“联合教会”教主，仿照《圣经》编了本五百三十六页的《神旨》供信徒“天天读”，自称“基督再世”，在全世界各地拥有三百万信徒。青年人一旦落入这个组织，就等于陷于无边的苦海中。接着乔希采访CCP受害者的父母，进一步了解到“联合教会”也是一个变相的奴隶企业，他们的孩子“实质上成了为其无偿劳动的奴隶”，一天要劳动近二十个小时，没有休息日，不能顺便外出，失去人身自由，然而所得的报酬仅仅是粗糙不堪的一点食物和拥挤简陋的住处……乔希听得满腔怒火。尽管有了这么多思想“垫底”，可是当乔希进入CCP场部后，仍然被CCP的一切迷住了。他不但救不出朋友，自己差点也陷身其中。如果不是第三拨朋友赶来救出乔希，恐怕他早已签约了，即使这样，当他与CCP人员告别时，还是“差点儿没扑在他们怀里大哭起来”。 乔希看到了什么？——当他走进CCP总部时，正遇上他们在吃晚饭，一个很大的饭厅，“成百人坐在地板上吃炖白菜”。用不着用什么敏锐目光就能看出，CCP基本群众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而CCP不想掩盖这一点，甚至好像在炫耀：“这就是我们的真实生活，可是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自愿选择这样的生活？”

乔希接下去看到——晚饭后，“人们唱了一会儿歌，接着上‘晚课’”。讲课的是一位青年女子（该女子原是心理学教员），大意是，人不能光为自己活着，必须想到全世界。一个人宁可自己饿死也要将食物分给别人吃，这就是CCP的哲学。“我们不能光与自己的父母或亲友共享财富，我们必须与全世界共享。请到我们的布恩威利营地来看看吧！” 于是乔希去“看看”了。临走前，他充分意识到此行的危险性，便给女友留下了自己签字的声明，请求她在他无法自拔的时候通过法律挽救乔希。

乔希同几十名志愿者（都是受CCP感召而来的）到了布恩威利训练营地——“新理想天堂农场”。次日凌晨，睡眼惺忪的乔希被人从地板上拉起参加唱“早歌”。一个手拿吉他的男人乐呵呵地对人群喊：“你—们—都—好—吗？”“好——极——了！”人群欢乐地呼喊。唱完早歌后，集训营的“兄弟姐妹”纷纷与新来的志愿者们交朋友，“一男邀一女”、“一女邀一男”把他们都带走了。乔希被一个叫贝西亚的漂亮姑娘拉走了，贝西亚从人群中拖起乔希，亲切地凝视着他：“您多像我的一位朋友呀！”接下来的活动是“交心”。这种交心起先只是互相介绍个人的经历和思想感情，但谈着谈着，到最后不知怎的变成了个人忏悔，变成了痛哭流涕。新来者无不把自己最见不得人的行为和隐私向“兄弟姐妹”袒露，而“兄弟姐妹”则在一旁亲切地安慰他（或她）。

早饭后是“早课”，贝西亚给新来者讲课，说在这个不平等的世界，要由“我们自己”来创造平等的世界。乔希的心被搅乱了，他觉得贝西亚的话其实也有道理，问题是很少有人去真诚地实行它。 课后又是谈心，新来者与集训营的“兄弟姐妹”轮换交流。到了晚上，“乔希觉得每一根神经都浸透了集训营所灌输的东西”。他想：“也许他们是对的，也许是应该和他们一起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

第三天下午，营地的一个教师给新来者上“历史”课。老师说了哥伦布的故事后讲：“哥伦布预言他可以远渡重洋的时候，人们讥笑他是‘疯子’；我们比哥伦布更‘疯’，我们要改变整个世界！”乔希与志愿者们热烈地鼓掌，他们的心被深深地感染了，乔希决定留下不走了。但女友按事先约定及时打来了电话：“家人病危，速归！”此刻，乔希似乎被猛击一掌，决定迅速离开。

然后，乔希的一群朋友来接他，而集训营的“兄弟姐妹”为他列队送行，两军对垒。“贝西亚热烈而温存地拥抱着他，恳求他留下来。乔希望着她清澈的蔚蓝色的眼睛，望着那一张张充满热情的笑脸，差点儿没扑到贝西亚的怀里大哭起来。” 邪教就是这样，不能刺激，善待它，它是温和的；刺激它，它迅速地变脸，极其危险。

人民圣殿教案

 1978年，加利福尼亚州检察官收到大量信件，揭露生活在圭亚那的人民圣殿教的成员受到非人待遇。检察官将信件签发给司法部，司法部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例行公文。国务院打电报给美国驻圭亚那的领事馆，查询这些控告是否属实。领事馆回复：经调查，人民圣殿教并无虐待其成员的现象。

然而控告的信件仍不断寄来，这种现象引起了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瑞安的注意。瑞安是人民圣殿教的同情者，他想不如亲自到圭亚那走一趟，写个详细的调查报告，让造谣中伤者无话可说。 瑞安带着记者团两次采访了位于圭亚那原始丛林中的人民圣殿教乡村公社。 第一次阳光明媚，他们遇到了鲜花、笑语，第二次便遇到了死亡。

11月27日下午，两架双引擎飞机从圭亚那首都起飞，向圣殿教的营地飞去。飞机在一个小村镇的简易机场降落。这儿离营地只有几公里远，瑞安一行分别乘两辆卡车，沿着泥泞的道路向营地驶去。 汽车还没停稳，教主吉姆．琼斯笑吟吟地迎上来，说是早听村民报告，有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要来。瑞安简单而客气地对琼斯讲，国内收到了一些控告信，尽管他本人不相信这些控告，但作为众议员，他有责任来了解一下同胞的生活状况。

琼斯的态度很明朗：欢迎采访。向记者们问候之后，他希望记者“参观所有的设施，随意与人民圣殿教的成员交谈”。

“这里没有任何限制，你们可以像在家里一样，顺便走走转转。我个人有兴趣要外界了解在我们的公社里人们怎样劳动，我们如何根治我们这个腐朽社会的各种恶习以及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里的一切情况你们都可以调查核实……”

通过遍布在营地各处的喇叭，琼斯通知信徒们暂停手头的工作，全部集中到操场上来。

整个操场成了欢声笑语的海洋。近千名信徒席地而坐，他们当中有老人，有年轻人，有逗着孩子玩的成年夫妇，很多人手中还拿着干农活或盖房子的工具。尽管衣衫褴褛、面容消瘦，然而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表情。望着那一张张兴奋的笑脸，感受那节日一般的欢快气氛，记者们尤其是议员瑞安相信，所谓受尽虐待不过是琼斯对立派蓄意制造的无耻谰言而已。

散会后，记者们分散开到营地的农场、种植园、养殖场、车间、家庭……随机采访，一般无第三者在场。在几个小时的采访中，记者没有发现一个人回答问题时支支吾吾，或畏缩、害怕。所有的人都赞扬琼斯，说他为了众人的幸福付出了一切。

前来调查所谓集中营问题的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宁静的村庄，动人的歌词唱出了和平、仁爱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互谅。他们看到的不是什么压迫虐待，而是一大批享有充分公民权利的男女。这些男女选择了孤寂的森林作为他们惟一的城堡，以此来抵御消费、竞争和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拜物社会。

“夜幕降临了，篝火点燃了，年轻人围着篝火尽情地欢唱。他们歌唱爱情，憧憬着一个美好的世界，在那里没有战争，没有自相残杀。”〔15〕

瑞安认为没有必有再逗留了，他们广泛采访了公社成员，亲眼看到了各种建设成果——住房、学校、医疗所、食堂、缝纫车间、机械工场、木工车间、锻工车间……“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禁止成百上千的人自愿生活在丛林里。”他们已经得到了大量的“事实来说话”。不管琼斯和营地成员一再挽留，第二天傍晚，代表团还是登上了卡车，准备离开。此时，数百名教徒弹着吉他唱着歌为他们送行……

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但是”酿成了悲剧？就在代表团成员即将登上卡车的瞬间，一个营地姑娘乘乱偷偷塞给记者一张纸条。记者迅速将纸条塞入口袋，因为他从姑娘的眼神中看出她十分害怕。车开后，记者打开了纸条，上面的笔迹是颤抖的：“请帮助我们，我们想离开这个地狱。”下面是四个人的签名。这名记者迅速将纸条给瑞安看了。 瑞安非常恼火：为什么在两天的采访中不说？

到小村镇后，代表团在镇上过了一夜。镇上的居民第一次向记者们透露，以往曾有营地逃亡者逃到这里，甚至逃到乔治敦（圭亚那首都），但都被武装人员抓回去，以后这些人就失踪了。这一夜大家谁也睡不着觉。

第二天上午，卡车载上瑞安他们，重新向“琼斯公社”驶去。

代表团再次来到营地，琼斯感到很意外，他原先以为代表团已经消除了对公社的不信任感，但现只同意瑞安将名单上的人带走。琼斯通过扩音器又一次将所有的人召集在一起，声调“迟疑”，神情“绝望”、“痛苦”。他的近千名信徒与他保持了默契，会场上呈现不祥的寂静。瑞安念了名单上的四个人的名字，四个人战战兢兢走出来，站在记者的身边。人群中逐渐有压抑的哭泣声。当琼斯问还有没有其他人愿意走时，经过一阵沉默，又有一些怯生生的手举了起来，使得愿意回美国的人数增加到了二十个。会场上压抑的哭声越来越大。突然人群中跳出来一个年轻人，用匕首向瑞安的脖子刺去，记者们拦住了他，并把匕首夺下来。琼斯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一动不动。经过这场惊吓，代表团带上这二十个人，迅速乘卡车离去。

以下的事件是众所周知的。琼斯派出一队武装人员乘小型卡车追到机场向即将乘机离开的记者们开火，打死五人，打伤十二人。死者中包括瑞安及递纸条的那位营地姑娘。

接下来，琼斯带领全体人民圣殿教教徒（包括自己及所有亲信）服毒集体自杀。九百二十三名教徒中，只有两名（都是年轻姑娘）反抗，其余全部如痴如醉，服服帖帖受死。 死之时，一家人抱在一起，一对对恋人抱在一起，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子在另一个世界又能相逢。 人民圣殿教原有严酷的戒律，如青年男女间不能有亲昵行为，夫妻相聚必须报琼斯批准，违犯者受严刑拷打并被捆绑示众，死亡却打破了这些戒律。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和邪教

 在当今世界中，有一支最可怜的人群，他们是邪教群众。他们多数过着群居生活（现在也有散居的，但是思想受到严格控制），许多人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捐出，带领一家加入了“教会”。许多人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超出了常人所能忍受的限度，长期营养不良……温馨、亲情、儿女呢喃……早与他们告别。两情相悦、生死相许、柔肠寸断……不啻海外奇谈。理想、前途、梦想……一切与他们无缘。

他们的目光如待宰的羔羊怯生生，似乎在哀求：“我们没有伤害你们，请你们放了我们，请你们让我们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他们也极少哭泣，如果哭泣，那是因为他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的瘟疫是恐怖主义，错了！错了！邪教在后面等着哩。它很有耐心。

由此看来，同样都是精神痴迷状态，然而“进入状态”的途径却不同：斯德哥尔摩症靠“当头棒喝”一次惊吓就够了，邪教则必须靠日日夜夜的修炼——无休无止地洗脑。除了特殊例子（如弗连克尔等），斯德哥尔摩症来得快去得也快，而邪教却能纠缠你终生。斯德哥尔摩症的潜意识是恋世，邪教的潜意识是厌世。谁的害处大，不言自明。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于人性中的根源，是人类本性中畏惧和崇敬强者的劣行造成的，也就是畏强凌弱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