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任，男，汉族，1921年1月出生，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41年1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浙江省名中医。
何任：金匮研究第一人
他26岁创办中国医学函授社，主编的《金匮要略校注》成为现代校注《金匮要略》的最权威版本；
他创立的“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治疗肿瘤12字原则，指导临床遣方用药，屡获奇效；
他是“十老上书”的领头人、“八老上书”的参与者，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奔走呼吁；
何任5岁，受父亲影响，《本草备要》、《药性赋》即使看不懂也要背上几遍，不认识的中药总是偷着尝一下；
10岁，对国文、历史、地理知识颇为精通，一篇《月上柳梢头》的作文，被老师戏称为“小鬼”；
14岁，由于患胃病，对中医、中药特有兴趣，对照《本草》，将所吃中药的性味归经详记心中；
16岁，以一篇《论〈伤寒〉六经》震撼监考老师，随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直接插班读二年级；
26岁，针对中医教育匮乏的状况，在杭州创办中国医学函授社，面向全国招收中医函授学员；
……
如今，89岁的何任，面目和善，皮肤白皙，精神矍铄，温文尔雅，一副金丝眼镜后闪动着慈祥而睿智的双眸，几道浅浅的皱纹，让人感受不到他经历的风霜。当记者采访他时，提及往事，他时而大笑，时而严肃。
立志 选择中医我无悔
他生于中医之家，从小就酷爱中医；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乘船赴沪，以“去考学堂、去看我娘”令整船人为之动容；他考取了西医、中医两所院校，最终选择了中医，成为一代金匮大家。
何任，1921年出生于一个富庶的中医之家，早在童年时期，父亲便让他诵读四书五经及《汤头歌诀》、《药性赋》等中医入门书籍。
1938年，何任立志学医，拟赴上海学习。当时上海城郊都被日军占领、上海市已经成为一座“孤岛”，何任通过多种关系，拿到了去上海的通行证，乘上了一艘只有小贩才搭乘的小货轮。
“现在不太平，像你这样的壮丁，很危险的。”有好心人提醒何任，当时船上以中青年妇女为多，他是整船唯一一个穿长衫的大男孩。
“去考学堂、去看我娘”，面对众人的疑惑，何任拿出了自己的通行证，以去考学和看母亲为由，令好心人颇为感叹。
当时的上海西医院校居多，而中医则只有新中国医学院一处，何任一边复习英语，一边学习中文，备考两所学校。不久成绩下来，何任接到了西医院校的备取通知，同时也顺利考取了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二年级的插班生。
“现在我还记得，试题是《论〈伤寒〉六经》，题目极大、极活、极泛”，何任一连用了3个“极”字。“我一直写到监考先生站在我身边来催，才收笔。入学后，我听老师说，我其实可以考三年级的插班生，现在想来，我选择学中医是对的，在学校的那段日子，谢利恒、丁仲英、祝味菊、徐小圃、秦伯未、章次公等名家先后施教，让我视野大开。”
由于基础扎实，学习刻苦，成绩出色，何任深得老师赏识，被同学们一致推举为年级长。
1941年，实习结束后的何任到浙江永康盐务局当医生，接触到了天花、麻疹、伤寒等疾病，随后，何任以一篇《中医诊治急性传染病之实践》的论文顺利拿到毕业证书。
教学 传承中医尽全力
他是中医教育家，1947年在杭州创办了中国医学函授社；他辞去公职一心办学，成为杭州市中医协会第一届主任委员；他先后担任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他招收中医学术继承人、博士后，全力传承独特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
为了让中医学术发扬光大，何任倾心教育，全力传承。
1947年，针对许多医生多为家传、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拜师学习的往往不能学到老师真传的状况，何任就在杭州创办了中国医学函授社，向全国招收中医函授学员。
“那时候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可是社会并不太平，物价飞涨，我想找一些参考书，可是全杭州除了几处旧书摊以外，找不到一家像样的书店。我买了1本线装的《脉经》，花了几斗米的价钱。”提及往事，何任陷入了惆怅。
那时的何任刚结婚1年，爱人陆景涛在工作之余，也帮何任整理资料，凭着简朴生活和夜以继日的工作，何任陆续编写了《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外科学》等一系列讲义，并用于函授教学。
新中国成立后，何任虽然先后担任杭州市中医协会主席、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但始终未曾离开中医教学岗位。
1958年，何任奉命筹建浙江中医学院（现浙江中医药大学），从物色师资，到学习办学，一边主持行政工作，一边投身于中医教育，培养了无数中医进修生、本科生和研究生。
他的学生遍天下，1982年，何任出席卫生部第一次“中日《伤寒论》学术讨论会”，代表中国学者作“《伤寒论》的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之学术报告，反响巨大。1985年应日本汉方医界和东京医校邀请，去日本讲学。
1990年，何任被确定为首批全国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招收两名中医高徒。对于自己的弟子，他竭其所知，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传授。
1993年，何任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成立了“何任中医基金会”，以奖励在中医药教学、科研中取得突出成绩的教师、学生。
如今何任已是接近90高龄，依然思维敏捷，笔耕不辍，坚持门诊。
“何老工作起来不知道累，直到现在，还带着我们到各地讲学。”他的弟子徐光星说，“人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询问他，为何还要如此辛苦，他总是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学术 “研究《金匮要略》第一人”
他编写了解放后第一部《金匮》读物《金匮要略通俗讲话》，至今已发行15万余册；他主编的《金匮要略校注》成为现代校注《金匮要略》的最权威版本，被日本学者誉为“中国研究《金匮要略》的第一人”；他被称为经方大师，和刘渡舟先生一起被称为“南何北刘”。
何任认为，学生毕业不是意味着学习的结束，更意味着自己独立进行艰辛研究的开始。
在教学、临床之际，他以中医第一部杂病学专著《金匮要略》为研究重点，开始了自己成为《金匮》大家的探索之旅。
1958年，他编撰出版了解放后我国第一部《金匮》读物《金匮要略通俗讲话》。此书第一次以白话形式对《金匮》原文进行全面阐释，极大地方便了初学者，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至今已发行15万余册。
1985年，他编撰《金匮要略提要便读》、《金匮要略讲义》两书，为《金匮要略》的教材编撰探索出了一种沿用至今的范式。同年，应日本汉方医界和东京医校邀请，何任前往日本讲学，为日本学者作“《金匮要略》之研究”的学术报告。精邃的研究，丰富的成果，生动的报告，深得日本学者的尊奉与推崇。
何任研究经方，也善用经方，主张尽可能使用经方全方。1988年，他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每次赴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北京中医药大学董建华先生都会邀请他去义诊，当时他主要研究《金匮要略》，北京中医药大学刘渡舟主要研究《伤寒论》，二人被董建华先生称为研究经方的“南何北刘”。
1991年，何任主编的《金匮要略校注》、《金匮要略语译》两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中《金匮要略校注》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部级），并被翻译成日文版，成为日本医生学习中医的教材，他本人也被日本汉方界誉为“中国研究《金匮要略》第一人”。如今，该书成为现代校注《金匮要略》的最权威版本。
作为一代《金匮》大家，何任应用经方非常娴熟，用药味少而效宏。
“经方用药，须有严格规律”，何任说，“用大承气汤就得按‘四黄、八朴、五枳、三芒’的比例。如果少其中的芒硝，那就不能说用大承气汤，而是用小承气汤。在临床中，要么你就准确地运用经方，有针对性的辨病、辨证，要么不要说你用经方，只能说是个人的经验方。”
“比如泻心汤，某一味药的用量加大，为主药，就分为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等，而各方中亦有一些增损，但各有其适应证，不可混用。”
何任每天都要抽出时间读书、每月都要撰写论文，至今已发数百篇。《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从1977年创办至今，每期都有何任的学术论文刊出，30年来从未间断。
医术 疑难杂症疗效佳
他虽是经方专家，但不排斥时方，当用则用，惟效是求；他创立的“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的十二字治疗肿瘤原则，在临床被广泛运用，并屡获奇效。
擅用经方，亦不排斥时方，一切惟疗效是求，这是何任遣方用药的特色之一。时方，习惯上指的是经方以外的治温热病各家方，如三仁汤、清营汤之类。何任认为，这种方剂，基本上是结构完善的，一般宜全方使用，不可过多增减。
每逢何任门诊，浙江名中医馆和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门诊部必排着长长的队伍。这些人大多是凌晨一、两点钟来的，有的则是前一天晚上就在这里等候。他们有的讲杭州方言，有的操东北口音，有的是广东话，还有的是归国华侨说着的不太流利的普通话，不为别的，正是为了来找何任教授看病。
“何任可真是华佗再世，是真正的大医。我现在这条命就是何任给的呀！”在之前的采访中，浙江嘉兴病人沈某反复赞颂何任。
沈某被上海某大医院确诊为胆囊癌晚期肝浸润，认为已无法医治，并预言只能存活20天左右。经何任详细诊察，精心辨证，以扶正祛邪蠲痛法立一处方。病人服用7剂后即觉症状明显好转。续服4月后前往原上海某大医院检查，癌肿完全消失。2个月后即照常上班。后间断服药，至今已过去整整18年，病人依然健康如常人。
何任擅长治疗时病内科、妇科、肿瘤、疑难杂症等，在治疗肿瘤时，强调应遵循“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的十二字法则。
“不断扶正”，就是指治疗自始至终要调整正气，培益本元，提高病人抗病能力。“不断扶正”之方法，何任在临床上又将其细化为三种，即益气健脾、养阴生津、温阳补肾。
“适时祛邪”，就是指在“不断扶正”的基础上，将清热解毒法、活血化瘀法、化痰散结法、理气解郁法交叉配合使用。
“随证治之”，即是指在综合考虑肿瘤疾病的基础上，在“不断扶正”、“适时祛邪”的原则指导下，依随病人就诊时所出现的各种证候表现及体检指标，针对性地辨证治疗。
何任早年行医期间，曾遇一肺结核大出血的病人，病人情况危急，何任一边令人用冷毛巾敷与胸部，一边把藕捣汁冲服十灰散，病人大出血停止。“单独的中医也能治疗重症，关键是要有勇气治疗。”何任说。
22岁女患者刘某，患精神分裂症多年，时常发作，不时歌吟啼哭，烦躁恼怒，甚至割腕自杀。经何任诊查，为其开出两个处方，叮嘱病人两个药方隔周交替服用，病情有效控制，并参加了一个模特班培训，欲参加某项全国模特大赛。当病人及家属感激万分，跪谢何任时，何任却谦逊地说：“医生就是要想尽办法治好疾病，上工十全其九，我还有距离呢！”
有时他的病人太多，医院怕他太辛苦，欲回绝补号的病人，何任总会说，“他们从外地赶来，已花了不少路费，就加个号吧，我迟点休息无所谓。”
已是浙江省名中医的小女儿何若苹说，“我父亲这一辈子行医救人的故事，说上1年都说不完。甚至他老人家自己生病时，都不忘自己是一名医生，还在钻研岐黄之道。”
做人 社会责任重如山
他是“十老上书”的领头人，亦是“八老上书”的参与者；有人贴大字报，嬉称他为“八哥先生”，当上级追查，仍出手相救；他对中医药事业奔走呼吁，赤胆忠心。
何任对中医药事业的精诚之心，日月可鉴。当代中医发展史上有两次著名的“十老上书”、“八老上书”，何任均列其中。
他是“十老上书”的发起人，1984年，焦灼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举步维艰，何任高瞻远瞩，联合山东中医学院张灿玾教授、湖北中医学院李今庸教授、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路志正主任医师等十位当时全国最著名的中医专家，呈书国务院总理，陈述制约中医药发展的严重制度缺陷，恳切希望中央能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管理系统，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
“我当时的这个决定，连我的爱人都不知道，都是在秘密进行，上书国务院，以前我们没有做过”。回忆起那段往事，何任感慨颇多。
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专门负责管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国家中医管理局，从此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有了自己专职的政府行政机构。
1990年，何任等8位全国著名中医药专家再次上书中央，恳切呼吁加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八老上书”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不仅加强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一些省、市也相继成立了中医药管理局。
再次想起往事，何任的脸上多了一丝肃穆，“有的老专家现在都不在了，中医发展需要传承啊。”
何任关注着中医的发展，却从不把别人对他的评价放在心上，对批判自己的人还出手相救。
1957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身为学校党委委员的何任由于经常传达党的文件被人贴大字报戏称为“八哥先生”，在上级派人调查此事时，认为该人是对党进攻，而何任却将责任归结为自己身上。
“他也有妻子儿女，也不容易，也是一时冲动吧，我说，他贴大字报是因为我主张使用经方要原方使用，不要改变，所以才被他戏称，上级认为我说的有道理，没有追究。”何任说，“现在他还在世，我想我是对的。”
“老人家一直关注中医事业的发展，每当有好的政策出台，就特别激动，”在何任停顿之际，他的女儿何钧讲起父亲第一次读“十七大”报告时的情景，“报告中有关于中医的发展，提出了‘中西医并重’，这使老父亲激动不已”。
“以前资料是‘中西医结合’，现在中央明确‘中西医并重’，说明党和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高度重视。”何任说。
“老牛明知夕阳短，不待扬鞭自奋蹄。”这是何任为浙江中医药大学写的条幅，“养生先养心，养心先养诚”是其做人的准则，高尚的医德、精深的技艺，何任赢得了社会的普遍推崇与敬重。他以赤胆忠心的中医情怀，凭借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孜孜探索的精神，开拓了一条艰辛卓绝的名医之路。
何任小传
1921年生于浙江杭州人，为中医世家。
1938年-1941年，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学习。
1947年，创办中国医学函授社。
1949年-1955年，创办庆春中医联合诊所，任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
1958年-1983年，任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院长。
1983年至今，任浙江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主任中医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