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宗海（1846一1897），字容川，四川省彭州市三邑镇人。16岁为秀才，23岁开始钻研医学，24岁著成《医柄》一书，后又著成《医学一见能》。同治12年，因父患血证多方求治无效后，开始潜心探索血证，经过11年时间写成《血证论》，集血证诊治之大成，创止、消、宁、补之要法，“实事实理，有凭有验”，可谓精辟独到，至今仍为临床医家诊治血证所遵循。此书一出，“名闻三蜀”、“声誉远播”。光绪11年，《血证论》成书后的第二年，唐宗海39岁时中举，其后游学江南，医术扬名于沪，每有疑证问者，辄应如响，人俱惊为神奇，光绪14年，中三甲进士，授礼部主事，奉母赴京后医名大噪，誉满京华。后寓沪上，当西学东进时，他认识到西医、中医各有所长，力主汇通中西，厘正医道。便以中国古代医学理论为基础，吸取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知识，撰成《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二卷，光绪18年（公元1892年）刊印出版，成为中国医学“中西汇通”先驱者，游学广东时，《本草问答》和《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二书相继问世。光绪20年（公元1894年），《伤寒论浅注补正》刊行。以上四书，加上《血证论》，辑成丛书《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刊出，行销国内外，医名远播印支和南洋等地，光绪22年（公元1896年），清廷授其广西来宾知县职。翌年，扶母柩返川遇川东疫病流行，染病回家，不幸辞世，终年5l岁。唐宗海作为一代名医和中国早期中西医结合的杰出代表，不仅医术精良，而且医学著述颇丰，除《医易通说》、《六经方正中西通解》、《痢症三字决》等书外，犹以《中西汇通医书五种》著称于世。其好友刘光第（“戊戌六君子”之一）称赞他“活人有奇术”，《清史稿》将他列名记述。

    唐宗海对于血的生理功能以及运行情况的论述，多从阴阳水火气血立论，从气血的相互关系进行说明。他认为，阴阳是万物之本，在人身之中。阴阳的具体所指，即是水火，即是气血。气生于血，血生于气，阳气与阴血之间相互滋生。水火气血的关系，—方面强调其相互对恃，同时亦强调其相互维系。故在治疗气血水火的病变时，唐氏主张治血调气，调和阴阳。气血水火之间的协调，尚依赖脾土以为枢纽。他认为，人身之气虽根于肾中，但需依赖脾胃水谷之精微下输于肾，而后才能化气而升清降浊。对于血证的病机，他认为常见的血证不外两大类，—类是血液溢于体外，如吐血、咳血、鼻衄、唾血等，一类为各种瘀血、蓄血等。血证的发生与脏腑有着密切的关系，又与人身气机运行、火热协迫、瘀血阻滞等有关。具体而言，影响血证出现的主要病机，除脏腑功能失常之外，还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者气机阻逆，血随气行，多见血证。二者火热炽盛，迫血妄行。三者瘀血阻络，血失常道。因此，唐氏对血证病机的探讨，重视脏腑，抓住气滞、血瘀、火热之间的关系。在脏腑病机中，除结合气滞、气逆、血瘀、火热之外，又重视气虚不摄的方面，使血证病机归纳得十分得当，为该病的正确治疗，奠定了基础。

    他认为，判断血证的轻重缓急，预后善恶至关重要。血证死生的关键，主要在于气的运行是否正常。一般而言，吐血而不发热者，易愈。吐血而不咳逆者，易愈。血证病人，大便不溏者犹有转机，可用滋阴之药，以养阴配阳。若大便溏泄，是脾气下陷，中流已无砥柱，则血因火而上越，气失守而下脱，上越下脱，其危重可知。此外，血证患者脉不数者易治，以其气尚平。若脉数者难治，以其气太疾。若脉象浮大革数而无根者，为虚阳无依。若脉象沉细涩数而不缓者，为真阴损失，皆为难治。若有一丝缓象，尚可挽回。若无缓象，或兼代数，则成不治死证。所有这些脉象，都是反映阴血受伤，而阳气无归，所以为难治。若阴血伤而阳气不浮越者，脉虽虚微迟弱，亦不难治。但用温补，无不回生。总之，阳虚、气虚者尚易治，惟阴虚气不得附者为难治。因为血伤而气不伤者，即以气之不伤，而知其血尚未尽损，故气犹有所归附，而其病亦易愈。

    唐氏通过多种血证的治疗，摸索出血证治疗的四大法则，即“止血”、“消瘀”、“宁血”、“补血”四者。凡遇突然出血，在治疗时，首先应当使用止血之法。否则，血液溢出不止，会导致血脱气耗，产生不良后果。血证患者血止之后，其必然要有离经之血而未排出体外，这些血液留于人体之中，则形成瘀血。这些瘀血的停聚，成为人体致病的重要因素。或壅而发热，或变而成痨，或形成结瘕，或使气血阻滞不通而刺痛，等等。还可以因瘀产生其他多种变证，甚至使新血不能正常运行，而再次出血。为了免除这些后患，唐氏主张于止血之后，应当消瘀，故将消瘀作为血证治疗的第二法。待血止瘀消之后，在数日或数十日之间，为防止血液再次潮动，须选用方药使血液得以安宁，故将宁血法作为血证治疗的第三法。血证患者，出血之后，其血必虚。血虚者其阴亦不足，阴者阳之守，阴虚则阳无所附，血虚则气无所依，亦可因之而亏。因此在血证后期，其血已止，亦未留瘀，而运用宁血法之后又无再次出血之顾虑，惟留下人体正气之虚衰，唐氏主张此时当用补血之法。

    唐宗海于学术上颇有创见。一方面，他十分重视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于血证深入探讨，颇有成就。另一方面，由于当时西方医学的传入，他试图以西医理论来解释祖国医学，进行中西医理论的汇通，虽然限于历史条件、科学水平，未有成就，但其革新、发展的思想是可贵的。其血证治疗的经验和原则，至今仍有很重要的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