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益东洞是日本古方派中的杰出代表人物。近日看了其撰写的《皇汉医学丛书》之《类聚方》、《药征》、《药征续编》后，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

　　着作突出方证

　　吉益东洞着作颇丰，其中《类聚方》及《药征》最享盛名。《类聚方》是选录《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中的方剂220余方，依类偏次，并集原书各篇中应用每方的辨证立法列于该方之后，后附作者的考证及扼要的按语。按语部分多为条文中症状特点的解释，其大部分又为方证内涵的解析。另外，吉益东洞通过《伤寒论》方证的分类比较，研究了药物的使用指征，着成了颇有特色的临床药物学专着《药徵》。可见吉益东洞学术思想一个显着的特点是将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重心放在明确把握处方的适应证上，也正是基于此，才导致了他在诊疗过程中对具体病因和其它一些思辨性、理念性东西的强烈否定。汉方界的古方派认为，张仲景的《伤寒论》才是古医学的原典，其实用简洁，临床价值大，所以应向《伤寒论》体系回归。

　　临床注重实效

　　吉益东洞否定阴阳、五行、脉象、本草、病因，只用仲景的古方亲验实证。他对后世医家平和轻清之剂，不以为然，强调知《伤寒论》则百疑如冰释。但读《伤寒论》亦不可拘泥于条文，因其中多有后世补遗拾阙，应以临床验证为是。认为《伤寒论》不凭臆测，不强求病因，以见证为立论准则。他的诊治系统排斥通过具体的理论分析而遣法选方用药，认为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具体的证候才是实在的和需要认真把握的。他指出：“理无定理，疾有定证，岂可以无定之理，临有证之疾哉”：“事理相依不离，事为而得之，理默而识之。”吉益东洞一生，惟务求实，研究医方，力倡“亲身实验”。推重实效，竭力反对理论上的穿凿附会，反对“空谈虚论、徒害事实”的“思辨医学”。

　　方证相对有基础

　　现在很多人认为古方派过于强调实际，只有“方证相对”的思想，把哲学性思维从医学中剥离，不重视基础理论，或没有理论支撑，谓其“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吉益东洞的医学观里面，整个《内经》系统一直是被排除在《伤寒论》之外的。日本汉方医学界有人认为吉益东洞“随证处方，不拘病因”，着实讲来，并非不拘病因，只是他反对李东垣、朱丹溪之思辨医学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及脏腑经络的理论，从证推论其因而已。尝云：“夫理无定准，疾有定证，岂可以无定准之理，喻有定证之疾哉。”

　　方证体现了八纲辨证，从《神农本草经》和《汤液经》及《伤寒论》看，可知经方的每一方证，不同于一般的方剂，它既代表了该方药物的组成，亦包括了该方的适应证候。更值得注意的是，标明方药功用性能者为“本草石之寒温”，即以八纲为基础理论，标明证候特点者为“量疾病的浅深”，亦以八纲为理论。经方实践者通过临床反复观察，把有效方证记录下来，每一个方证都是经过几代、几十代反复实践、反复验证取得的经验总结，其科学性通过了历史的考验。可知方证之方，是经历史考验之方，证是经历史考证之证，方证既涵方药，亦涵相适应的证，既有理，亦有法。故吉益东洞在《方极》自序中云：“夫仲景之为方也有法，方证相对也。”这里说明了方证即涵方证对应、方证相应、方证相对之理。

　　同时还要注意的是，有些人，凡谓中医理论，必以五行六气、经络脏腑等笼罩贯穿，《伤寒论》日本的“方证相对”派无是说，因谓“没有理论”；或见《伤寒》有六经名，则认为其理论来自于《内经》……这主要是不懂得中医有不同的学术派系，经方之祖为八纲，造成误解的原因不止一端，但最主要是对方证认识不足。因此，吉益东洞的“方证相对”思想是有理论基础的，这个理论基础是八纲，而不用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及脏腑经络的理论解释而已。

　　因此，吉益东洞先生方证的研究使《伤寒论》研究走出了传统的以经解经的圈子，而直接面对临床。长期以来，《伤寒论》一直被作为伤寒病的专书，其辨证论治的普遍原理未得到广泛的认识，一些问题长期争论不休，如《伤寒论》是伤寒专书还是伤寒杂病合论之书？《伤寒论》仅为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狭义伤寒而设，还是为广义伤寒而设？伤寒与温病别途还是寒温一体？若从方证的角度看，问题便是十分清楚的。有是证便用是方，着眼点不在病而在证，其适应范围当然不拘于伤寒一病了。《伤寒论》类方研究的实质是医学研究的实证化，即尊重前人的临床经验与事实，强调中医学的实践性。

　　吉益东洞力图抨弃后世的思辨，展现《伤寒论》的本来面貌。他说后世“以《素》、《灵》、《难经》之意释之疏之，以致方枘圆凿，后之读其书者所以益读益误也。”日本的现代学者也曾将吉益东洞为代表的古方派的出现，称为日本的“文艺复兴”，也有人批评这是向经验医学的倒退。但何以这种倒退却使吉益东洞等古方派用来也疗效不错呢？山本严先生称“这并不意味着医学的倒退，实质是医学的自然科学化”。

　　看吉益东洞的着作，有助于启发我们研读《伤寒论》，认识《伤寒论》原有的学术思想，这样对我们将有莫大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