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向国外传播。佛教思想对我国各个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也影响着医德。

　　慈悲是佛教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慈悲的含义即是《大智度论》中所说的“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这种大慈大悲的思想对高尚医德的形成无疑有着积极的影响。如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大医精诚”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悲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而佛教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因此，对待一切众生必须无分别心，一视同仁。《华严经》卷二十五《佛不思议法品》说：“一切诸佛，于信不信众生，大悲等观，而无有异。”《佛说八大人觉经》亦说：“菩萨布施，等念怨亲，不念旧恶，不憎恶人。”如此平等博爱的思想影响了许多古代医家，使他们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全力以赴地解除病人痛苦，尤其对贫苦百姓更加如此。如《兰溪县志》所载，明代医生吴敬泉给穷人看病不但不收诊金，而且还赠送药物。富者和贫者一同看病，他总是让富人等着，先给穷人看。又如《无锡金匮县志》记载清代医家沈文渊对待婢女、仆夫、乳母等下人求医从不推却，总是立即前往救治，并对人说：“此辈求医最难，不可缓也。”这些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确实难能可贵。

　　佛家追求一种自利利他的解脱之道。所谓利他如《华严经》二十三卷《十回向品》说：“我当普为一切众生备受众苦，令其得出无量生死众苦大壑。”即是“愿代众生，受无量苦”。而自利是在利他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实现的。所谓“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利他是自利的前提。这种乐于奉献的利他主义影响了许多医家，使他们急人所急，难人所难，全力地治病救人，形成了高尚的医德。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说：“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伧，勿避险隙、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当然，自利利他的观念是和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说分不开的。佛教讲三世因果，三世，即前世、今生、来世。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善恶报应，如影随形，祸福无门，唯人自召。人死之后，精神不灭，随业受报，因果通三世。医疗直接关乎人命，一些医家正是接受了业报轮回说的理论，认为乐善好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些都是在做功德，反之怕会招致恶报。如《大医精诚》中又说：“老君曰，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行阳恶，人自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寻此二途，阴阳报施，岂诬也哉？所以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可见，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医家更重视积德行善。

　　在佛教戒律中最重要的是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在五戒之中，不杀生又是位局榜首。“生”指一切有情生命，包括人类和所有动物。杀生的罪业是极重的，为十恶业之首。因此，这种观念也多少影响到医家。作为医德规范的《大医精诚》也提到“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放生、护生有利于培养医生的慈悲心、恻隐心。佛门中有戒律，而医门中更有依佛门戒律而指定的《医门法律》。清代名医喻嘉言首创医法。他在《医门法律》卷一《申明仲景律书》中说：“治天下有帝王之律，治仙神有上天之律。至于释门，其律尤严……医为人之司命，先奉大戒为入门，后乃尽破微细诸惑，始具活人手眼，而成其为大医，何可妄作聪明，草菅人命哉？”提出了医家也要像僧人一样持戒，谨慎从医。明代医家陈实功在其所著的《外科正宗》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戒律的“医家五戒十要”。总之，戒律对正医风、立医德也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