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资源短缺,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而在中国,目前还有近一半的医生没有本科学历;而高等医学专业培养的大量医学生,毕业后不愿从医的现象普遍,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医疗发展的人才困境,并成为中国医改难以见效的主要掣肘。
11月28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在2015年度“健康中国论坛”上引用了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数据,表达了上述观点。蔡江南指出,中国现有约200万名执业医师,与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相比,“中国似乎不太缺医生”。
但从教育背景看,中国有近50%的执业医师没有本科学历,有些甚至是高中生。如果去掉本科以下学历的医生,中国的医师人口比例仅和印度相近。此外,中国的200万执业医师中,仅有10%的医生达到研究生及其以上的学历,和美国比起来差得很远。
更值得注意的是,本就稀缺的医学“高材生”,毕业后大多没有走上从医的道路。蔡江南提供的数据显示,1998年至2007年间,中国新增的高等医学专业毕业生约147万人,而新增医生数量只有约20万人;而2008年至2013年间,医学生放弃从医的趋势接着延续,这一期间新增高等医学专业毕业生近289万人,同期新增医生数量仅为59万人,二者比例接近5:1.
“一方面短缺,一方面资源浪费,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医疗卫生当中的问题就没法解决。”蔡江南认为,大量医学生不愿从医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医生的就业机制不灵活。
在医师的培养路径上,高校医学院的毕业生只是“半成品”;要成为真正的医生,毕业生还得到基层医院或者三甲医院接受临床教育。但受限于三甲医院的实习名额有限,大多数的毕业生只能去基层医院实习,最终留在基层医院工作,和供职医院维持“一对一”的固定关系,“没有办法往三甲医院发展”。面对这样的选择,许多医学生放弃从医。
反观美国等国家,尽管医学毕业生大多也和教学医院签约,但在临床教育阶段结束后,毕业生们的选择更广,他们可以去其他医院、诊所或者医生集团工作,和多个医疗机构签约。在这些国家,医生和医疗机构的关系具有弹性,一位医生资源可由多个医疗机构共享。
在蔡江南看来,中国医改推进多年,问题颇多,关键之一在于没有解决好医生问题。
他认为,近年来政府着力推行分级诊疗,欲强化三级以下医疗机构的力量,但现实情况是:三级医院的门诊量和住院量不断增长,且规模呈扩大趋势。而这种“倒金字塔型”的资源分配模式,即与医学“高材生”不愿下沉等因素有关。
张晓林曾在北京复兴医院工作,并任副主任医师,而后又在社区医疗机构服务多年。张晓林在前述会议上告诉财新记者,有些专科毕业的基层医生,甚至不了解许多最基本的医学知识,这不是靠三甲医院的医生去基层做做培训就能解决的。
对于医生短缺的困境及其影响,蔡江南认为,必须开展医生就业制度改革,给医生自主执业权,让医生能在公立医院、民营医院、三级医院与下级医疗机构之间互相流动,鼓励医生自己开办诊所。
赋予医生更多的执业选择权,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声音。早在2009年,原卫生部便发布了《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医师多点执业行为,分为政府指令、医疗合作、主动受聘这三类。2014年11月,国家卫计委又出台了《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进一步探索医生执业制度改革。
政策“松绑”后,张强医生集团、医生工作室等推进医生资源弹性组合的平台陆续出现。但许多学者曾指出,包括“部分院长不放人”、“三级医院医生超负荷工作”,和一旦转往体制外之后,医生的职称晋升和科研后勤得不到保障等多重疑虑,都导致了大部分的医生仍选择留在公立医院里,并未尝试更多元的执业平台。
蔡江南则强调,在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一系列问题中,“医生问题是医疗服务痛点的核心”,而“医生就业制度(改革),是解决医生问题的关键,医生多点执业和创建更多的医生诊所是改革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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