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不得拒收”不应回避钱

国家卫计委近日发布《需要紧急救治的急危重伤病标准及诊疗规范》，要求院前急救人员必须及时、有效地对符合标准的急危重伤病患者实施急救，不得以患者身份不明、无能力支付医疗费用等理由拒绝或拖延救治。

这一“规范”详细罗列了需要急救的症状，却没有触及医院“见危不救”的“病根”——如果伤病员真的付不起急救费用，谁来补偿医院的损失？

一些医院把钱看得比生命还重，不完全是医生的价值观倒错了，而是医院本身也要生存。如果医院只顾救人完全不顾收费，经常被拖欠医疗费用，那么总有一天，医院自己也要被抬到“急诊室”了。

这一问题涉及国家对医疗的投入。一份以2006-2009四年数据计算的世界各国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百分比）的排名中，美国以16.2%排在首位，缅甸以2%垫底。在参加排名的183个国家中，中国以4.6%排在第145名。排在中国之前的，有许多亚非拉国家。2012年6月30日，英国《卫报》刊出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类似百分比列表，美国以17.9%蝉联冠军，位于南太平洋的图瓦卢以17.5%获得亚军，法国占11.9%,阿根廷占8.1%,日本占9.5%,中国只占5.1%,排名还是靠近尾巴（2009年后，中国三年投入8000多亿支持医改）。

“上周一我刚上班，科主任就告诉我，上月我收治的病人中有两人欠费超过了一万多，叫我想办法去追缴。老天爷啊，病人都出院了我上哪去追缴，只有等扣我的工资了……我赶紧找到这两个病人的病历，照病人留下的电话打过去，结果都无法打通……当医生好难啊，治病时还要注意病人是否欠费，但不交钱不治病又违背了医疗道德，还要被告上法庭……”这是一个医生真实的牢骚，而且是具有代表性的想法。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曾经表态：“医疗机构出现的欠费挂账一百多亿，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医疗机构对于突发事件，比如交通事故、公共卫生事件组织了紧急救援，但事后得不到医疗费用的补偿。还有一种是一些无主病人，既不能确定他的身份，也不能认定他所在的地方和单位，对这样的人实施了紧急救治之后，他的医疗费用医院也无法获得，大医院一般都有几百万甚至千万的医疗欠费。”

毫无疑问，钱在悄悄左右着医者的选择和决定。每个医生都想救死扶伤，做获得好声誉和被认可的事情，这种付出是需要经济成本的。更糟糕的是，应该履行职责的政府财政并没有承担起责任，这才是产生问题的根源。单单靠热血和个体之力，在市场竞争和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的背景下，医生和医院怎么可能把这种责任扛起来，又如何支撑起无穷无尽的账单？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面对危急病人或伤员，以最快的速度救人应该成为医生的本能反应，而不应有任何贻误救机的杂念。

但实际情况未必都如此。在某些时候，在某些医院，交钱有时成为抢救的前提。一些身上没钱或者交不起钱的伤员病人就常常遇到搁置急救的情况：在金钱与生命之间，一些医院优先选择金钱，不允许生命“插队”,令医院的天职受到严峻的考验。

急救规范能否救治“医疗病”

一方面是中国人口多，病人相对也多；另一方面是中国对医疗投入少，让医院要自己维持生计，使得医疗费用缺口大开，迫使医院要时时盯着收费室。

除了急诊室问题之外，还有更多的危重病人因为缺钱而放弃治疗。如果国家没有救助款，医院在不计成本无条件地抢救病人，出现亏损之后国家还管不管？要是还由医院承担，其结果必然是，医疗管理者把问题转嫁给医院，医院最终还是把问题转嫁到病人身上。

如果政府能够建立专门的救助基金，为医院提供财政拨款，医院在收治无主病人的时候就不会有所顾虑。政府先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即使是无能力支付医疗费用的人也属于纳税者，他们的生死安全不应该被使用税收的政府所忽视，而应该以公共救援的名义，得到妥善的对待。这就是无钱就医者得不到急救时，人们本能上第一时间想起政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