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吴佩孚，因暴怒而致上门牙剧烈疼痛，名医换了3人，治疗一周，均告无效。陆仲安诊脉后惊曰：“此特大之燥症，独秉阳赋，异于常人，真斯人而有斯症。然而非常之燥，非非常之剂量不能制，否则杯水车薪，徒增病势耳！”陆氏详审先前所服3张药方，对其中一方颇感兴趣：“此方用的是白虎汤，乃对症之药。”言罢，陆提笔开药4味：石膏、知母、粳米、甘草。仍为白虎汤，只是将方中石膏剂量由八钱增至八两，服后牙痛竟止。第2年，吴佩孚牙痛复发。陆仲安仍用此方治之，但石膏用量翻番，由八两加至一斤。吴服之，牙痛又止。

陆仲安以擅用黄芪著称，岂知用起石膏来竟也极具胆识，非常医可及。一般而论，平常之症可用轻剂，无须重剂，否则药重病轻，诛罚无过，可能偾事；但当大病重症之际，则非寻常药剂所敌，需要重剂方能奏效，否则药轻病重，可能误事，“大病必须大药”，而这需要胆识。

清·王清任说：“药味要紧，分量更要紧”（《医林改错》），诚为至理。吴佩衡认为：“病至危笃之时，处方用药非大剂不能奏效。若病重药轻，犹兵不胜敌，不能克服。……古有‘病大药大，病毒药毒’之说，故面临危重证候勿需畏惧药毒而改投以轻剂。否则，杯水车薪，敷衍塞责，贻误病机，则危殆难挽矣。”陈伯坛也说，“古人谓药不瞑眩，厥疾弗疗。用药如用兵，兵少致败，药轻失机，按证下药，应重不重，反受其害。”有例为证：浙江人吴球，曾为明太医。“一富室患中寒阴证，名医盈座束手。后吴御医至，诊之曰：非附子莫救，令人拣极重者三枚，生切为一剂，计量三两投之。众医咋舌，私自减其半量，以一两半为剂进之，病遂已。吴复诊曰：为何减吾药量？吾投三枚，将令其活三年，今止活一年半耳。后年半果病发而卒。”

李可先生则称小量无效，“几钱几分虽然可以治好一些小病，但是治不了大病，在重危急症领域起不了多少作用。”“在急危重症这块，用小剂量的话，只能是隔靴搔痒”。各家均表明了“大病必须大药”的道理。下面举例说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