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发展对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与中医药国际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政府与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签署中医药领域的合作协议，我国学界为中医药在世界传统医学领域中争取话语权不断努力，尤其是我国国家领导人在外交场合大力推荐中医药及其文化，越来越多外交人士投身于中医药国际交流活动并为此出谋划策，“中医外交”日益呈现出重要的作用。

一、中医外交的形成

（一）历史上中医在外交中的贡献回溯

中国的传统中医药源远流长，早在公元6～8世纪，中医药就已传播到东方各国，日本的汉方药、韩国的韩医以及越南的东医都是从那时开始兴起的。中医对新中国外交事业曾经作出过不可替代的贡献。毛泽东对中医情有独钟，他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过：“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中医尽管有些道理还说不清，但行之有效就是真理。”1954年，毛泽东指出：“重视中医，学习中医，对中医加以研究整理，这将是我们祖国对人类贡献的伟大事业之一。”1962年1月中国派出以泌尿外科教授吴阶平为组长的医疗小组，携带大量中草药及器械赴印尼，治疗印尼总统苏加诺肾结石，采取中医疗法为苏加诺治疗了三个月之后，他的肾功能有部分恢复。印尼各大传媒加以报道，印尼西医界也由最初的怀疑到交口称赞。

1968年春季，30多位世界各国的医学专家，眼光都停在三枚银针上，床上的病人——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副部长萨布患腰椎间盘突出，瘫痪在床整整30天。石学敏旋动银针，刺了病人内关和人中两个穴位，用法语对萨布说，你可以坐起来了，银针又刺向大肠俞和委中穴位，萨布的腿抬起大概30厘米，刺委中时，萨布顿感“得气”，一下子就站了起来。在场的人目瞪口呆、惊诧不已。萨布含着热泪紧紧拥抱着石学敏，连声称谢。第二天，该国最大报纸《圣战者报》以大幅标题报道：“这不是巫术，也不是魔术，而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医学法宝！”石学敏也因此获“针灸大使”称誉，成为新中国针灸外交第一人。

1993年，71岁的西哈努克在北京医院查出患有前列腺肿瘤。当时，美国、法国等国的医生都曾先后为西哈努克进行会诊，结论是无法治疗。可西哈努克得知病情后非常坦然，他相信中医在治疗癌症上有独特的技艺。2009年6月，西哈努克在其个人网站上公布了他的亲笔信，宣布第三次治愈癌症。在信中，西哈努克说：“如果说我多次患癌都能够治愈，并且在87岁高龄仍然健在，那都是因为伟大、友好、慷慨的中国，因为医术高明的中国医生。”通过中医药疗效的桥梁在密切了两国外交关系之余，中医药在这些国家也有了越来越深厚的民意基础。

（二）“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医外交指明新的方向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简称“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名词既古老又新鲜，不仅是历史记忆，更是一种政治宣誓，也是中国软实力的一种体现。在中国逐渐走向世界强国的今日，这一构想极具智慧和战略眼光，作为国家之间人文交流的重要部分，医疗、医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中国传统医药有着非比寻常的价值和意义，在“一带一路”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它是国家全方位发展的主抓手，为中医药道路指出了明确方向，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新契机，该战略正在助推中医药事业走向世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曹洪欣提出“中医外交”概念，建议创造条件，通过中医防病治病的优势领域，进一步推动中医走出国门，为中医药事业的传承与发展做出新贡献，从而实现中华文化有效传播，增强中国文化软力量。

（三）医学的发展及其模式的转变为中医外交奠定基础

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今天，人们的健康观念和医学模式也在发生转变，中医药在防治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及重大疾病中的疗效和作用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接受。比如中医针灸入选人类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名录，《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尤其是屠呦呦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本土科学家，震动世界，为中医界提振士气，为中医药得到海内外广泛认可提供了良好机会，更是引发了全球对中医药的关注。中医可治常见病、多发病，而且还能治疗疑难杂症；中医在正骨、针灸、推拿、按摩诸方面有独特的技法，有些西医治愈不了的病，如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耳聋、耳鸣、帕金森症等等，釆用中医的疗法却能很好治愈，或缓解病痛，延长生命。对有些病，例如中风偏瘫等，西医非要开刀，但中医用银针就能治愈；尤值得一提的是中医在养生健身上的功效更是西医无法比拟的。这些疗效和功能已经取得社会上的广泛认可。由于中药、西药理念和药性不同，对同一种疾病采用的治疗方法不一，疗效也就会有所不同。中医西医各有长短，不必去争论孰优孰劣。对于患者来说，只要能治好病，手段到底“姓中”还是“姓西”并不重要。

“中医药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也是我国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领域，蕴含着巨大的创新潜力。”为贯彻落实《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中医药（含民族医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开创中医药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发布《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我国各省也相继针对中医药事业发展，出台了相关举措、提出了相关设想，助推中医药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中医外交顺应了中医药国际化进程的历史潮流与时代要求。

二、中医外交邂逅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

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在加快，国家强则中医兴，当今时代，中医药适逢天时、地利、人和的发展机遇。“天时”是指国家的发展和“一带一路”的倡议；“地利”是指通过“一带一路”把各国结合起来；“人和”是指人们之间相互了解、相互认知，实现共享、共建、共同发展。

（一）中医外交是国与国之间人文交流的最佳载体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的最佳载体，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资源优势，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服务。中国外交部原部长、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李肇星在河北石家庄举行的第二届中华健康节上发表主题为《中医与外交生涯》的主题演讲时称：“中医药有着非常好的发展前景，世界人民都在慢慢接受中医。”中医外交应在国家及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系统、全面、综合、可持续地在海外推进中医药医疗、保健、教育、科研、文化、产业发展，使国际社会能够认识、谈论、应用中医药并允许中医药存在，并由此推进与对象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合作。目前，“183个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有相关的中医药合作项目，与外国的政府地区主管部门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6项中医药合作的协议。”这些协议的签署国（地区）绝大多数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

（二）中医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地缘优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滞后，投入不足，中医药简便廉价的特点切合他们的经济发展现状，在这些国家，发展中医药一定有市场。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与中国毗邻，双方历史文化、生活习惯和疾病谱较为接近，中医药容易被接受，拥有医药卫生合作的悠久历史和广泛现实基础。比如，近年来广西中医药大学、云南中医学院为东南亚国家培养针灸推拿、中药、骨伤等中医专业留学生，甚至向拉丁美洲提供中医药远程教育，这些学生纷纷在本国开设中医诊所、药店，成为中国医药在当地传播的群众基础。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世界有162个国家有中医药以及其相关产品，使用中医药或天然药物的人群超过40多亿，占世界人口的70%左右。海外中医医疗机构近10万家，中医药从业人员达30万人，其中，中医药诊所近万家。“近年来华人诊所在海外不断涌现。目前，中国在海外的华侨和华人大概有6000多万人，实现中医外交，海外侨胞是天然的桥梁和战略资源。”

（三）政府与民间的医疗需求助推中医外交

《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全球战略（2014-2023）》《传统医学决议》等官方文件的发布和通过，标志着中医药业界已与世界卫生组织在传统医学领域进入了全面战略合作期。与此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也为“中医外交”带来了新发展：2014年中国中医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约19.4亿美元，占中国中医药产品出口总额的54%；进口为6亿美元，占中医进口总额的57.5%，比十年前分别增长了3.97倍和5.61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很多都有使用中医和传统医药的历史，也注重传统医学在医疗和保健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其沿线正是海外侨胞的传统的聚集地，经济、科技、文化、宣传等领域的侨务资源也非常丰富，这为中医外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国际交流与合作分会于2014年成立，推出“中医外交”，启动了感知中医世界行活动，编制了《新形势下发展中医药国际化的战略规划与行动纲要建议》，邀请外国政要感知中医，协调经外交部批准的外国主流媒体记者团和政府访华团行程中增加中国传统医药体验，启动了青少年艾滋病感染者中医药干预项目，举办了博鳌亚洲论坛首个中医药分论坛等，受到业界好评。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国际交流与合作分会聘请前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为名誉会长，前外交部翻译室主任、驻新西兰大使、瑞典大使陈明明为会长，聘请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前驻菲律宾、新西兰大使黄桂芳，中国前驻厄瓜多尔、古巴、阿根廷大使徐贻聪等外交界名流为副会长，这为“中医外交”搭建了一个国际平台。2015年3月27日，“面向未来：”中医药的国际化“为主题的早餐会亮相博鳌亚洲论坛，更是将”中医外交“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李肇星、陈明明、黄桂芳等多位知名外交人士悉数到场，这是中医药首次出现在如此高规格的多边国际会议，标志着”中医外交“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此外，陈明明、黄桂芳等还专门撰文论述了”中医外交“的重要性，为如何开展”中医外交“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21世纪是中华民族复兴与腾飞的世纪，在世界公共卫生医疗体系中独树一帜的中医药学以及养生体系将大放异彩，一批掌握中华传统医疗精髓的中医师将声名鹊起，享誉海内外。“中医外交”口号响亮新颖，令人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我们向世界推出，意在表明我国从事民族医学的同仁愿为人类的生命和福祉做出贡献的诚意，愿同其他国家医务工作者并肩携手，互利共赢。

三、中医外交面临标准制定、人才培养、文化差异等不同形式的挑战

虽然“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医药国际合作与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中医外交机遇空前，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不同形式的挑战。

（一）中医外交面临准入标准与法律地位的挑战

中医药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不均衡，各国立法及民众认可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民间对中医药的需求逐渐升温，但国外政府的反应并不是很积极。在很多国家中医药还处于灰色地带，既没有合法地位，也缺少法律的保护。大致来说，中医药在东南亚地区认可度较高，传统医学在东亚及南亚也普遍得到了政府及民众的认可，在中亚、西亚、非洲等地区中医药或者传统医药普遍缺乏立法及管理，而欧洲地区对中医或者传统医学的管理多以安全性为由，限制性法律法规较多，影响着中医药国际合作的开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尚缺乏统一的中医药、传统医药相关国际标准及规范。目前，尽管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90多个国家制定了植物药注册标准，但整体而言，主要还是参照西药标准而制定的。实践证明，中医药及传统医药相关产品的质量控制、生产工艺、药理毒理、临床评价和产品注册等标准不能完全仿制现代西药和植物药。中医药要在实行国际间通用的标准等方面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和完善的同时，也要在不失中医药本质特色的前提下，努力建立起我国自己的标准体系，并争取得到国际上的认同。具有中医药及传统医药特点、被国家社会普遍认同的标准规范尚未建立，影响了中医外交的进程。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医药国际合作面临着诸多法律障碍和贸易壁垒，使得中医药或者传统医药国际贸易在原有困难的基础上，面临着新的障碍。中医药及传统医学知识产权面临挑战和威胁，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南亚各国拥有独特的传统医学理论体系、治疗方法及传统医学药品。但有部分国家意识到传统医学天然药物中蕴藏的巨大财富，利用其先进的技术对传统药物进行改头换面，然后再申请知识产权保护，此类事件频频发生，成为阻碍中医外交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被拒之门外的中药产品，大多是倒在‘绿色贸易壁垒’之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中药材种植方面对重金属、农药残留的控制较晚，且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保障他们在国际草药市场上的利益，也不断加强对进口中药的管理措施。”未来要进一步发挥我国天然药物的优势，可以以海外合作建立的中医药中心为载体，或是在环境条件适宜的地方，建立中草药基地；或是根据所在国家的法律背景，开展以文化传播、科普知识普及为主的教育培训等等。

（二）人才培养是关系中医外交发展的关键因素

中医学是贯穿着以人为本学术思想的医学体系，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医学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以其良好的疗效被人们所接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师资格认证中心首席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刘景源表示：“中医药行业通过医、教、研、产等各种形式，有效地扩大了在世界各地的普及和应用，部分国家已经将中医药纳入了国家管理的框架。但是，针灸疗法热，药物疗法冷，以及医疗与教学层次还不够高等方面的问题的存在，限制了中医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发展。”高层次中医药国际化专业人才匮乏，国际中医健康服务人才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海外中医药从业人员中，“厨子中医”“导游中医”为数不少。此外，中医药教育发展不平衡，教学质量水平差距较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药国际化教育的发展。中医外交关键之一在于人才。我们需要一大批既懂中医中药，又熟谙外语及外贸业务的各种专业人才，包括市场调查人员、医疗教学人员、翻译写作人员、科研协作人员、合资管理人员、跨国经营人员等等。人才是中医药科技进步最重要的资源，也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最重要因素。必须要在努力提高中医药对外教育质量的同时，下大力气培养一批我们自己的中医药外向型人才，以更好地承担起中医药与世界双向接轨的重任。

（三）不同地域文化差异影响中医外交的发展

弘扬中医药文化，发展中医药文化事业，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和重要途径。中医药学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之中的，因此，与西方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加之以古汉语为基础的中医药学术语表达方式的古朴深奥，就更加大了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理解的难度。面对“阴阳虚实、温热寒凉”的专业用语，生活在不同语境中的外国人，很难理解其中的深意。“说不清、道不明、听不懂”成为中医外交的瓶颈之一。中医的理论很多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比如说儒教的“仁、义、礼、智、信”，道教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阴阳平衡”，佛教的“和谐”“和合”，在中医中都有体现，外国民众很难去理解“天人合一”“不通则痛”“顺四时、调情志”这些中华文化韵味的内容，要把这些内容介绍给国外民众还比较困难。若是就医论医、就药论药，缺乏文化认同感，中医药“走出去”就只能永远在路上。当前世界上的主流医学是现代医学，现代医学的理论体系已经深深植根于国际社会的民众之中。人们普遍要求中医药学也要向现代医学一样，对任何问题的解释都要有客观依据，都要符合现代医学的要求，如果不能达到，就被看做是不科学，因而失去对其的信任。中医理论体系和现代医学理论体系需要交流、需要融合，还需要较长的过程，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只有真正认识了中华文化才能真正认识中医，才能真正认识中医为什么能治病。因此把文化传播作为中医外交的前提之一。中医药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西医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理论体系不同，文化差异较大，处理不好，中西医必然处于竞争地位，处理好就能优势互补。中医药如何既传承中华文化，又融合西方文化体系，实现两种文化、医学体系的融合，需要官方、学界、民间共同努力创建。

中医外交的要素是文化相融相通。中医药品牌建设和传播，只有兼容传统和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关系，才能实现东西交融的高品质传播。不断加强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交流，吸收所长为我所用，为各国人民提供更丰富的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服务，将成为中医药品牌国际化生生不息之根。因此，迫切需要中医与外交紧密配合，通过强有力的外交途径，把中医推向世界，让外界了解中医并通过中医了解中国文化。

综上，目前中医外交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概念，面临众多挑战，但是中医外交顺势而为正当时，正在成为当前我国外交层面的一个特色，开启了新的征程。中医外交不仅是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实践问题，“中医外交”的实践主要表现为：多种中医药国际合作活动得到我国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中医药宣传活动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外交场合，越来越多的中国外交人士参与中医药的国际交流，中医药正走进越来越多国家政治领导人的医疗保健生活等。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中医药正在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高层政要到民众关注的热点、政府之间卫生合作的重点、国家外交工作的合作亮点。中医外交为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开启了一个新的通道，为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医外交舞台会更加广阔，我们将迎来一个更实在，更有价值的中医药国际大发展。

来源：中医药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