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护理学的充实阶段（宋金元时期）

　　宋代以后，随着造纸业的发展，医籍的整理、发行和研究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并且国家重视医药事业，宋政府设置了翰林医官院、御药院、尚药局等机构，金元政府有太医院等。宋政府还组织编撰了《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开宝本草》、《本草图经》等中医名著。同时也出现了影响较大的著名医家，后世称为“金元四大家”，他们的理论主张与临证实践开创了医学发展的新局面。

　　视营养学，发展食疗养生护理

　　注意饮食保健，维持人体健康，是金元时期的一大特点，蒙古族饮膳太医忽思慧所著《饮膳正要》就是这一时期营养学的代表著作，书中收集了各种奇珍异馔、汤膏、煎药238方，常用谷、肉、果菜230种，介绍了各种食物的性质、烹饪、饮食卫生要求以及它的食用、养生与医疗的关系，并列举了“妊娠食忌”、“乳母食忌”、“食疗诸病”、“养生避忌”等饮食护理内容。并提倡先饥而食，勿令食饱；先渴而饮，饮勿令过；不可饱食而卧，尤其夜间不可多食；勿食不洁或变质之物等。

　　宋代蒲虔贯的《保生要录》详细记载了古代医家有关养神气、调肢体、穿衣、饮食、居处、服药等方面的经验，还特别提出药枕方，有利于发展预防保健的护理。

　　重视脾胃的调护

　　李杲，金元四大家之一，著有《脾胃论》，创立了脾胃学说，主张“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并发挥了《内经》中“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观点，认为脾胃为元气之本，元气是健康之本，脾胃伤则元气衰，元气衰则疾病所由生，所以他非常重视对脾胃的调养和护理，在医疗上善用温补脾胃之法，被后世称为“补土派”。他认为造成内伤病的原因多为饮食不节、劳役过度和精神刺激等。由于大喝大饮造成“饮伤”，饥饱失常造成“食伤”，以及药物失当导致的“肠胃复伤”等，属于“饮食不节”酿成内伤的原因。还论述了由于战乱奔波“形体劳役”造成脾胃损伤，特别分析了因“喜、怒、忧、恐损耗元气，资助心火”，结果损害脾胃，导致内伤疾病的发生。认为在饮食、劳倦、情志三者形成的内伤中，精神因素起着先导作用。

　　在《脾胃论》中，详细论述了脾胃内伤病的精神调养、饮食起居的调理以及用药宜忌等问题，强调不论有病还是无病之时，都应注意调理饮食，不宜过食大咸、大辛之味。提出日常摄养“宜温暖，避风寒，省语，少劳役”，要“安于淡泊，少思寡欲，省语以养气，不妄作劳以养形，虚心以维神”。如此，方能使“血气自然谐和，邪无所容”，这些都体现了李杲重视护理、调养的学术思想。

　　滋阴降火护理法则的建立

　　朱丹溪为金元四大家的又一名家，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认为情志过极，色欲过度，饮食厚味者，常可引起“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谓“大怒则火起于肝，醉饱则火起于胃，房劳则火起于肾，悲哀动中则火起于肺，心有君火，自焚则死矣”。在补充了刘完素“火热论”，发展了李东垣“阴火说”的基础上，创立了滋阴学说。在护理上独具一格，建立滋阴降火护理法则。

　　在《格致余论》中立有“饮食箴”、“色欲箴”、“养老论”、“慈幼论”、“大病不守禁忌论”、“茹淡论”等章节，论述了护理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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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在这一时期，各科疾病的护理都有发展，如宋代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详细论述了妇女妊娠的饮食宜忌、用药禁忌、孕期保健知识，临产时的注意事项及产妇分娩之后的护理等。

　　儿科护理方面，北宋著名儿科专家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中积极主张婴儿某些疾病可以用浴体法将养，即每天给婴儿洗澡。陈文忠《小儿病源方论》也提出养子真诀“背要暖，腹要暖，足膝要暖，头要凉”，“忍三分寒，吃七分饱”等。可见，在宋金元时期中医护理又向前迈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