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红十字会与护理
2009-09-24 16:12 来源：医学教育网
1859年6月24日，法国和意大利的撒丁王国与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一个叫索弗利诺的村镇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争，瑞士银行家兼慈善家亨利·杜南途经此处，目睹了激战后尸横遍野、血染山岗、缺医少药的惨况，他惊呆了。于是，他决定把随身所带的大笔现金用来帮助濒死的不幸伤员。他派佣人采购清洗和包扎伤口用的敷布、药品及其他物资；并四处奔走，动员妇女参加护理伤员的工作；同时，又组成一个临时战地救护小组，救护小组连续三个昼夜紧张工作，挽救了许多垂危的伤员。这一份给杜南留下深刻印像。同时，受弗洛伦萨。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的影响，他产生了建立一个中立的、永久性战地救护小组的想法。他立志要以南丁格尔为人生楷模，献身于救护战地伤员和难民的伟大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事业。
1862年11月，亨利·杜南撰写的《索弗利诺回忆录》在日内瓦出版，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许多建议：“应该不分国籍地特许医生和护理人员进入战场履行救护任务，战地救护机构人员一律佩带或悬挂国际公认的统一标志，制定以人道主义态度对待战俘的国际法，把战时救护工作与非战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时的国际救灾工作结合起来……”
《索弗利诺回忆录》被译成多种文字传遍全欧和世界。同时，杜南到欧洲各国游说，倡议成立救护组织。于是，1863年在瑞士的日内瓦“伤兵救护委员会”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日内瓦国际会议。“伤兵救护委员会”具有国际性，但其成员都是瑞士人，为了表示对东道国瑞士共和国的尊重，决定以与瑞士国旗的“同型反色”——即白底红十字作为国际组织的统一标志。红十字标志成为一种人道主义的象征。
1880年，伤兵救护委员会易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1948年召开的一次执行委员会议，正式确定以亨利·杜南的生日5月8日作为世界红十字日。
1895年前后，我国开始了关于红十字会的宣传。中国出版最早的《申报》先后发表了有关红十字会的文章和社论，引起了我国有识之士的注意。1897年冬，我旅日大阪侨商孙淦呈请清政府在我国设立红十字会，闭关锁国的满清政府对于红十字会这样一个外来的新生事物，竟能够较早地认识到它的价值，采取了积极的态度。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各国政府代表在荷兰举行会议，清政府派驻俄使臣杨儒为代表参加了会议。
1904年2月，日俄战争在我国东北地区爆发。上海知名人士沈敦和等人联合中外官员于同年3月10日在上海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他们组织救护队奔赴东北进行救济、医疗伤病员及遣送难民回籍等工作，共计服务于19万多人。战争结束后，除了继续进行救济贫民、掩埋尸体、遣送难民以及医疗卫生等工作之外，还训练救护人员达数千人。
1904年4月，梁诚奏明了红十字会的宗旨和起源，并将日内瓦公会联约条款、各国及美国红十字会章程译成汉文，希望清廷能加入该会，经慈禧批准，由张德彝代表签字，并颁发内币银10万两，作为开办红十字会的经费。1907年7月21日（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清政府批准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同年成立了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和护士学校。
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十九日）以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为目的的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成功。清政府迫于辛亥革命爆发，为顺应历史潮流遂将“大清红十字会”定名为“中国红十字会”。
1912年1月5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知各国红十字会，承认中国红十字会为正式成员国。由于早期大批红十字会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到1930年，红会的地方组织已在全国大多数省市建立起来，从1904年广州红十字医院建立之后，重庆、西安、长沙、杭州、北京、云南等的红十字医院相继建立，红十字会的影响日益深入人心，在救灾、战地救护、国际义务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从日俄战争时对战区难民和平时自然灾害的救济，到抗日战争时期先后组织数千名医护人员、150多个救护队和医疗队，对战伤人员和难民进行医疗救护及防疫等工作。可以认为，红十字会的发展与当时中国护士所起的作用、做出的贡献密切相关——1912年、1917年、1920年，浙江温州、皖、京、直、苏州、鄂等地水灾和1920年南北八省水、旱灾期间，先后组织捐款捐物，并派医疗队为灾民进行医疗和救护。
1918年，苏州医学院、苏州妇孺医院及湖州福音医疗的护士10余人参加上海美国红十字会组织的救护团赴西伯利亚工作并赢得赞誉。
1922年，国内军阀混战，各省、市分会均组织救护队及临时医院，开展救护工作，有的医院还设立了妇孺救济会。
1924年1月8日，由30多名医生和护士组成的上海中国红十字救护队参与东京大地震的救灾工作，于1月10日抵达东京，一个月后胜利回国。
1926年在日本东京召开东方红十字会大会，中华护士会派伍哲英、信宝珠两名代表赴会，伍哲英当选为副会长并同时兼任红十字会护理委员会主席。
1927年北伐战争时期，组织救护医疗队，在上海各医院收容了伤兵。
1931年6月到8月，中国中部16省发生了水灾。长江及其主要支流，如金沙、沱江、眠江、涪江、乌江、汉水、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以及淮河、运河、钱塘江、闽江、珠江，都发生了特大大洪灾，洪涛滚滚，大地陆沉，蚊蚝鼠蚁，翔集攀缘，与人争地，瘟疫迅速蔓延。民国政府请中华护士会会员及各护士学校协助，自9月发出通告之后，全国护士纷纷报名，当即编队派往灾区从事救护工作。行动最早者为北平协和医院的护士。
1932年，当洪水渐退，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即来武汉开始工作，当时，灾民区域霍乱、痢疾流行，环境卫生极差。英籍护士施德芬被推为武汉各临时灾民医院护士总监督，北平协和医院、汉口普爱医院、山东、上海以及其他医院的男女护士都积极参加了救灾工作，她们在灾民棚户内施行防疫注射，工作十分紧张，医生护士昼夜巡回诊视，竭尽全力。医护人员全部住在芦席棚内，环境恶劣，饮食不适，但工作精神未曾稍懈。在防疫方面，由护士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注射伤寒、霍乱混合菌液者计有9000余人，施种牛痘达37000多人。在武汉所有的护理工作，皆由护士会50～60名护士及汉口协和护士学校全体护生和北平妇婴医院的护士共同担任。
1932年1月28日，即”1·28“事变，中国红十字会立即在上海组织救护队，设立临时伤病院40余所，难民收容所5处，救护抗日伤员8000余人。护士们不辞劳苦，在前线工作者，冒着枪林弹雨，奔走工作。日机盘旋头上，炸弹密如飞雹，救护工作不曾松懈。战事愈烈、伤兵众多，急诊室中，应接不暇。红十字会总医院内设有护士学校一所，学生60余人，她们读书不忘救国，积极投身抗日救国。
1936年春，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王正廷博士，请中华护士学会协助组织训练班，以训练救护人员为应付非常时期做准备。中华护士学会即致函理事会全体理事，一致赞同与中国红十字会合作，推选并派出两名代表，即上海西门妇孺医院张祖华女士和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言潘景芝女士与其他15个团体的代表，以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正、副会长与秘书长共同组织执行委员会，称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救护委员会下设训练、人事、供应三个委员会，请中华护士学会协助训练，并编写了全国统一的普遍护理学讲义，提供护士教员以训练高中及大学生，准备于非常时期充当红十字会救护人员。同时，政府还请中华护士学会在非常时期提供各级护理人才，讲授普通护理。当时，上海有6所医院代办训练班。如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上海西门妇孺医院、上海仁济医院、上海同仁医院、上海广仁医院、上海私立骨科医院。课程内容包括：战事外科学、实用护病学、简易实验诊断学、简易药剂学、毒气学、担架学等。训练对象为医学院1～5年级学生，大学男女学生，高中三年级学生。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东北、华北等大部分地区先后沦入敌手，这些地区的地方红会组织遭到破坏，会员人数大为减少。但是，在抗日的后方，特别是西南地区，大批爱国青年纷纷聚集到红十字会旗帜下，志愿参加为抗日将士服务的医疗救护队伍，从而使我国红十字会组织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也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护士颇多，如伍哲英，被公认为中国早期红十字救护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她于1921年任上海红十字会医院护理主任；潘景芝，与中国红十字总会合作编写了《中华护士会与中国红十字总会联合工作报告》，为中华护士会和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护士进行救护训练作了大量工作；周美玉，1938年在汉口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会任护理指导员，1939年参加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赴贵阳图云关开办红十字会战伤救护训练工作；管葆贞，1938年～1946年期间，曾两次参加中国红十字会工作。
总之，中国红十字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作为一个国际性人道主义组织应有的作用。其中，中国护士功不可没。
相关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