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每千名儿童拥有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尚有0.53人的水平看，每1886名儿童患者配备一位儿科医生。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但在人口大省或新生儿出生率高的省份，儿科医生紧缺的程度更为严重。

为给即将出生的孩子挤得一张床位，在北京工作的张平足足排了好几月的队，才拿到了一张公立医院的“门票”。这是当下中国儿科医生资源紧张的一个缩影。

根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我国0-14岁儿童总人数约2.3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8%；同期医疗机构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约为11.8万人。也就是说，每千名0-14岁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仅为0.53人，明显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0.85～1.3人的水平。

为解决儿科医生荒的问题，国家卫计委等六部委近日发布《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促进儿童医疗卫生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意见》要求，到2020年，我国儿童医疗卫生需求要得到基本满足：每千名儿童床位数增加到2.2张，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0.69 名，每个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至少有1名全科医生提供规范的儿童基本医疗服务。

增加儿科医生供给

按照每千名儿童拥有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尚有0.53人的水平看，每1886名儿童患者配备一位儿科医生。但在人口大省或新生儿出生率高的省份，儿科医生紧缺的程度更为严重。比如，河南平均每5000名儿童才有一个医生，导致河南很多医院人满为患。

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放开，一边是固有的供给不足，另一边则是不断增加的需求，儿科医生荒的问题更加被放大。

据国家卫计委今年2月数据显示，当前儿科医疗需求增长迅速，0～14岁儿童人数达2.3亿，占全国总人数的18%，诊疗人次也以每年400万～500万人次的速度递增。以北京为例，受“全面二孩”放开影响，北京2016年分娩量达到历史高峰，预计今年全年将超过40万。

“儿科服务的需求从来都是供不应求的，更不要说有了二胎政策的出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未来这一供需不平衡状况还会持续。

为使2020年我国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0.69 名，《意见》将着力点放在了儿科医生供给上，“十三五”期间要通过“培养一批、转岗一批、提升一批”，增加儿科医务人员数量，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一是推进高等院校儿科医学人才培养。改革儿科学专业化教育，制定普通高校开展儿科学专业人才培训规划。2016年起，在39所举办“5+3”一体化医学教育的高校开展一体化儿科医生培养，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每年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招收培养约5000名从事儿科等各科常见疾病诊疗服务的全科医学人才。

二是扩大儿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规模。根据临床医学、儿科学毕业生数量和岗位需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生向儿科倾斜，到2020年累计招收培训儿科专业住院医师3万名以上。

三是加大儿科医师转岗培训力度。符合条件的相关专业医师经过培训，考核合格的在原专科执业范围的基础上增加儿科执业范围。

提高儿科医生待遇

为什么儿科医生的紧缺程度会如此明显？

在刘国恩看来，这主要是制度性的原因，因为公立医院长期形成了事业单位编制的管理措施，使得医务人员必须具备相当的临床和学术的条件，才能获得体制内的发展。

“儿科医生临床经验肯定是很丰富的，但是在学术研究上不及专科大夫有优势，导致儿科医生自身发展受限，难以留住人。”刘国恩分析。

另一个造成儿科医生荒的原因，就是公立医院的薪酬制度。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公立医院的薪酬分配主要包括基本工资和绩效奖金两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绩效奖金，但绩效奖金主要是按各个科室对医院的贡献来分配。儿科对整个医院在收入层面的贡献相对较小，因此虽然工作压力大，但工资并不及其他科室。

“本科进医院当儿科医生工资每月也就3000元左右，地方条件、医院效益好的话可以拿到才4000元左右，还不到成人科的一半。”今年刚从医学院毕业的王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身边同学毕业后真正当医生的人其实并不多，愿意去儿科的更是少之又少。

与收入不对等的是工作所承担的压力和责任。卫计委数据显示，我国医疗机构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日均承担的门诊人次数约为17人次，是医疗机构其他执业（助理）医师工作量的2.4倍；年均承担的出院人次数近200人次，是其他执业（助理）医师的2.6倍，工作负荷度要明显高于医疗行业平均水平。

为大力提升儿科医务人员岗位吸引力，此次《意见》提出了一个硬杠杠：为提高儿科医务人员薪酬待遇，在医疗机构内部分配中，要充分考虑儿科工作特点，合理确定儿科医务人员工资水平，儿科医务人员收入不低于本单位同级别医务人员收入平均水平。

此外，对于儿童临床诊断中有创活检和探查、临床手术治疗等体现儿科医务人员技术劳务特点和价值的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要高于成人医疗服务收费标准。

但刘国恩认为，要真正让更多的医生投入到儿科行业，很难突破体制内发展的约束，所以要解放大夫，在社会上从事儿科服务，通过独立的诊所来取得很好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而不是受行政的管制，这样才能解决儿科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