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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护理(公元前期221年至公元220年)

2008-06-25 09:37 来源:医学教育网

  一、社会发展概况

  战国时期连年战乱,使得人民厌恶战争,渴望安定统一,秦国的政治比山东六国都进步,兵力也较强。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由秦始皇(嬴政)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汉族统一国家——秦王朝,秦朝结束了两周以来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它把全国划分为郡县,郡县守令都由朝廷任免,中央对地方有很大的控制权。定疆域,书同文,车同轨,行同轮,秦王朝虽历时短暂,但秦始皇创设的一系列政治制度、行政机构和官僚体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秦王朝的大兴土木和暴虐统治,加速了它的覆亡。

  汉王朝吸取秦朝速亡的历史教训,既着力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又注重统治思想和政策的调整。在广大人民辛勤劳动的基础上,汉朝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方面都有长足发展,出现了我国古代史上统一后的第一个盛世。尤其是汉武帝统治的半个世纪,我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汉朝人才辈出,有探险家张骞,史学家司马迁、班固,思想家董仲舒、王充,科学家张衡、蔡伦、张仲景等。他们的成就不仅对中国历史而且对世界文明,都是巨大的贡献。

  二、医事制度与卫生保健

  (一)医事制度

  东周至秦代是我国古代“医事制度”的第一重要阶段。秦代医政奠基,政府保护、整理医药文献的政策首次出台。官医队伍初步组建,有较为系统的官医制度,医政组织亦相当完备,医事制度规范化。秦设有太医令是最高官职,由谙熟医事者担任。设太医丞协助太医令“主医药”,掌管医药政令等。下有侍医,专为皇室宫廷医疗服务;并在上朝议事时,侍候秦画国君与后期的秦朝皇帝。官医专为各级官吏诊治疾病,在疫疾发生时,协助地方行政机构调查疫病洗行,也为民间治疗。地方上也有医事组织。

  西汉医事制度在秦的基础上有较大发展。汉武帝使人征集天下遗书,并对医药文献进行整理和校正,成为我国古代医事制度的第二个重要阶段。西汉时期设两种太医令、丞,乃是地位最高的医官。一种属太常管理的太医令、丞,主治中央百官之疾病,后发展为太医署(或院)。另一种属少府管理的太医令、丞,主治宫廷内皇亲国戚的疾病,后发展为隶属于宗正的尚药局(或内务府的御药房)。宫廷内还设有女医,专为皇室女性治病。乳医,专管产乳之事。尚方,为固定医职,主管和收集药物。本草待诏,为临时设置的专为皇帝采集延年益寿“仙药”的医官。

  东汉时期,中央政府内的两套医事制度发生了变化,取消太常属官中的太医令、丞。而在少府属官里设有太医令二人,掌管诸医,太医令下设药丞一人主药,方丞一人主药方,负责诊治疾病的员医、工293人、员吏19人。侍医的分工更细密,增设中官药长,为皇族病人调配药。还设尝药监与尝药太官,为皇帝、太后尝试所服之药有无毒性。在中央官职中配有数额不等的属医,掌管该职中官吏的医疗事宜。东汉地方官医制度大体沿袭西汉,但有不同点,一是增设了医曹吏一职,一是地方官医不再隶属中央官医系统,改由地方官吏管理。并确定太医列为皇帝从官之一。此时医事考核制度为只考官医,不考民医。考核从官标准有四科,即质朴、敦厚、逊让、有行(德)。还以医疗成绩优劣定其高下,制其官阶和俸禄,如太医令,秩六百石。制度还规定太医令下设的员医、员吏,其职位补阙,均经考试选补。制度还明确规定,尝药监与尝药太官须在皇帝、太后服药前,先服应服药量的十分之二,确保皇帝、太后安全。太医令所需药物,均由各地贡献。而郡国则需每年年终向太医令贡献药品一次。

  (二)卫生保健

  70年代,在河北易县和西安附近的出土文物中,有战国和秦汉时期的陶窦,是下水道的沟管。《礼记。月令》郑注曾说过:“古者沟上有路”,足以说明战国和秦汉时期已有下水道的设备。当时还建有“都厕”(城市公共厕所),处理大小便,是进步的卫生设施。有清洁街道的洒水车,谓“翻车”与“渴鸟”,引水喷洒路面,既方便行人,又可防止尘埃飞扬而传播疾病。

  据应劭《汉官仪》载:“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唾壶,朝廷荣之”汉代

  医事侍中设一官,职掌帝工的排泄物。

  《汉律》载:“吏五日得以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公元186年,汉灵帝(刘宏)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时,铸造“天禄蛤蟆”人造喷泉。

  以上这些,都是对人们健康有益的个人卫生、环境卫生的保健制度与设施。

  公元2世纪,曾连续五次疫病猖獗流行,汉灵帝派医生在公元171、173、179三年中至民间巡回观察,提出防治措施并实施疹治。人们还重视土葬、火葬的习俗。这是政府依靠人民控制传染病流行的实例。

  三、医疗方式的延续与护理内容的扩展

  (一)医疗方式的延续

  秦汉时期,医药卫生发展的特点是实践医学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出现了许多名医和名著。

  西汉名医淳于意,能凭据脉、色判断病情吉凶,治病投药数即见效。并擅长刺法、灸法及冷敷法。还能够根据疾病的不同症状,选用汤、粥、丸、散、酊、含漱、栓剂等不同剂型的药物。他使用莨菪药催生(产)、用药酒发汗、芫花驱虫,并反对滥吸“五石”等求长生之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淳于意所述的25例诊籍,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病例。各案详细记录病人姓名、地址、职业、辩证、病理、治疗、预后等内容,是我国最早见于文献记录的医案。

  东汉末年,屡起大疫。南阳人张仲景深研医学,著《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北宋时所传《伤寒论》十卷,附方十卷,又有《金匮要略方论》三卷,当即《杂病论》)。他在《伤寒论序》里说,看当今医生,不肯探求医经(《素问》、《难经》等),推演新知,各承家传,始终守旧。问病状务在口舌敏捷,辩脉象按寸不按尺,按手不按足(足脉)。草率处分方,难治大病。和这些医生相反,他是以极严肃的态度治病的,在他的著作里阴阳五行说基本上被排除了。他提出了望色、闻声、问症、切脉四种诊断方法(即所谓“四诊”)。在些基础上分析病状,辨别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初步形成了中医诊断学上的“八纲”理论。后世医学者称张仲景为医圣,称《伤寒》、《金匮》为医经,是有理由的,因为他脱离阴阳五行的束缚,推动医学向科学发展。张仲景的医学成就被世界所承认,于1993年英国维尔康医史所尊称他为世界医学伟人,在29位医学伟人中,他位居第二。

  《灵枢经》所传的针治疗法,东汉时有显著进步。广汉隐士涪翁著《针经诊脉法》,传弟子程高传弟子郭玉。汉和帝时,郭玉做太医丞,治病多有效应,针法传授更广。

  华佗,是东汉末、三国间杰出医学家,他行医遍及现今的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是一个淡于名利的民间医生。他兼通数经,晓养生之术。精于外科,发明以中药“麻沸散”为全身麻醉剂用于剖断肠胃,洗涤五脏,此术在世界麻醉学史上居于领先地位。他为孙策治疗弩毒,为关羽处理箭镞,又替曹操医治头风病。他善于掌握特效疗法,不单纯使用方剂,用药简单,功专力宏,针灸定穴亦只限一二,即能收效。华佗还提倡体育锻炼,在继承古代导引的基础上,创制“五禽戏”,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禽兽的动作姿势,以使人的头、腰、四肢及各个关节都能得到舒展,锻炼体质,抵抗各种疾病。可惜华佗后为曹操所杀,其术竟后继无人。

  (二)护理内容的扩展

  汉代的医学,已有内科与外科之分。淳于意、杜信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内科医生。而华佗是外科医生。但医、药、护三者仍由医生一人担任。《后汉书》载“华佗行医,若痰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吸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华佗不顾儒家纲常礼教,敢于剖腹割背,这种创新精神,给后人以深远的影响。这么大型的手术,其中的护理全部过程和内容,都由华佗自己完成,确实不易。

  张仲景的治疗方案中,增添了许多“辩证论治”与辩证施治(护)的项目,是最突出的中医护理内容。如急救方面,自缢病人施行人呼吸法;尸厥症无法口服药物时,发明经鼻腔蔌舌下给药;用吹鼻取嚏法;用冰治疗法等。还有许多护理技术,如食物中毒进用催吐或泻下法,规定了通便的方法和药物,如用猪胆汁灌肠于体实大便秘结者,而“蜜导煎法”不宜攻下气虚便秘。二者虽都是便秘,便辩证不同,治疗方法则迥异。另外,他还亲自教给病人与家属使用肛门栓剂及阴道坐剂,为病人解除病痛。1972年12月月在甘肃武威汉墓中出土的《武威汉代医简》载:“用药滴眼,用药塞鼻,喉痛者用口噙法”等。这些反映汉代治疗方法的进步,中医护理内容相应地也得到扩展。

  四、军事医学与护理思想的形成

  (一)军事医学

  秦汉时期是军事医学的形成时期。战争中,将士难免受伤与患病,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政府必须重视将士的创伤和疾病的治疗与康复。《本草拾遗》记载,公元前206至195年,西汉高祖刘邦曾用过‘斫合子’为军中医治金疡。秦汉时期,为抵御北方各族进犯,加强屯戌边防的军队。在《居延汉简》中,有军队将士患病记录数册,内有姓名、疾病、用药及针灸、膏药敷治伤的经过与效果、病愈情况等病程记录。另外还有疾病统计册;封面有年代字样的负伤登记册,即是折伤簿;官医考勤簿、燧长姓名登记等,要求很严格,每年均需编报。

  西汉卫司马盖宽饶对士卒“有疾病者身自抚循以临问,加致医药”,盖宽饶系武将,不通医术,其医药当是随军官医所施。公元161至162年(东汉桓帝延熹四至五年)皇甫规率领大军,在甘肃一带对羌族作战。适逢军中疫病流行,死亡率很高,他将有病的将士集中,与健康将十分开,隔离安置在临时指定的空房中给予治疗,这些收容病员的房子称为“庵庐”。这是我国“时疫野战医院”的最早纪录。

  由于此时期兵器的改进,金疮、折伤成为战争中常见的伤害,因此,军医院内的外治,如止血、包扎相应地有所发展。地黄被普遍地使用于伤科,治疗内伤血血。对伤员按外伤的程度,采取不同的战地救护。《汉书。李陵传》载“令连战士卒,中矢伤三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的具体规定。

  (二)护理思想的形成

  《居延汉简》中,载有“戌卒荡冰水过河脚部多冻伤,医官为他们调制的”发寒散“医方,战地烟火薰伤眼睛应用醋类的方剂来防治。另外还有,用燔发即头发灰止血,采取煎药冲洗创口,用黄苓、续断、乌头等煎取汁液湿敷,消除瘀血缓解疼痛,用膏剂外涂保护创面以及换药、包扎。这些都是在治疗中进行的护理。军队内设置”临时医院“,伤病员集中住宿,如有传染还需隔离,即使对外科的破伤风、炭疽以及因刀伤、金创、箭镞伤与其他外伤引起的化脓性感染等并发症,也有相当认识与处理的方法。医院里的伤病士卒如有行动不便,官医和卫士还要为他们进行生活护理,如喂饭、递水、帮助及处理大小便、洗发、沐浴,甚至洗衣、处理昆虫和寄生虫,伤病士卒既无宫廷医院的医官侍候,又无家属相伴,因此一切照料和护理均由官医和卫士提供。

  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可治疗越来越复杂的疾病及创伤,需做的医护事宜越来越多,能做的范围越来越广。最突出的是战地救护,搬运、护送大出血、骨折、颇脑及胸腹伤重的戌卒。同时还要宣传水源的保护,不食死水、生水、可能有敌放毒的水、水多粪草者等等,这些都需要军队官医来做。由于官医力量所不能及,因此,当时军队即采取某些军士学习简单的医术与护理技术的方法,协助官医完成边防战伤的救护任务。同时地方上也受张仲景的辩证施治的影响,护理思想意识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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