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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7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等机构联合举办“如何转变政府教育职能”专题研讨会。

　　会议的亮点之一，是地方政府教育行政创新的案例。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尹后庆介绍了浦东新区教育治理模式的创新，通过委托管理、购买服务等方式改变政府职能。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长张国华介绍了他们建设“教育惠民服务中心”，提供信息服务，以及实行购买服务等实践，显示转变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是现实可行的。

　　另一个亮点是医改与教改之争。重量级的医改专家诊断教改，两相比较，打开了新视野。李玲说得很好：医改是治人身体，教改是治人灵魂。教改和医改孰轻孰重，显而易见。没有想到的是，医改和教改还在互相羡慕，因为近些年来医疗卫生的市场化程度远比教育更高，欠帐更多，政府公共财政仅占百分之十几，年医疗卫生经费才2000多亿；而公共教育经费每年约8000多亿。尽管医改方案并非理想，但大家公认，医改的好处是目标十分明确：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医疗保障体系。教改的最大问题，却是没有清晰的目标和理想，不知“彼岸”在哪里，只关注“修路”和“筑桥”。这一评价是很准确和深刻的。我说，好在我们这里大家都是有梦、有理想的，这就是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格公民的目标。

　　关于孰难孰易的问题，双方各执一词。医改专家都认为医改更为复杂困难，因为看病必须到医院，而信息完全不对称，是否得病、如何治疗、用什么药、花多少钱完全由医生说了算，外人无法判断、评价。教改的可参与性、可开放性显然更高，学生、家长、社区都可以介入；当然真正的教育治理、教育评估也并不容易，因为许多问题出在教育之外，典型如择校热，特权的存在和介入，不是教育自身完全能够解决的。

　　与医改最大的不同，教育改革真正的困难之一是与意识形态相连，它为拒绝变革的思维提供了强大的口实。然而，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我们的培养目标，仍然是“老实听话、本事不大”的驯服型人才或考试机器吗？我们对公民教育的追求、对满足就业和对创新型人才的追求，事关国运和民生，难道不是国家的主流价值和国家利益的根本所在吗？

　　教育行政改革的目标，是从“管理”（管制、控制、行政干预）走向“治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教育治理体系，它是以多元、合作、参与、责任、法治等为主题词的。李玲以美国退伍军人公共医疗体系的建立为例，提出用信息化作为制度变革的工具的设想，颇有价值。正如用教育开放促进教育改革一样，用信息化推动教育民主化，用以保障公平和抵御特权，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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