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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福建中医学院所属的“国医堂”内，一名患者向正在行医的戴春福教授连捅数刀，导致教授不治身亡。据了解，戴教授50岁，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患者行凶的原因是因为戴医生多年未治好他的病。

    近年来，关于医生被患者殴打甚至残杀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以至于不少人有点麻木了，甚至还幸灾乐祸。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在有些地方，医患关系正经历一个令人忧虑的“冰期”，出现了严重扭曲。长此下去，最终将阻碍医学进步，影响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

    记得在抗击非典的日子里，人们对医生的赞歌处处可闻。然而，非典之后，有的人对医生的评价又一落千丈。

    必须肯定，我国的广大医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好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广大群众的健康长寿，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对此，我们不能把支流当主流，更不能以极端方式“闹医院”、“杀医生”。这种丧失理智的行为，是一个法治社会所不容的。

    医学是一个充满未知数的高风险行业。尽管人类在医学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但由于人体的极端复杂性，仍有一大批疾病尚未被攻克，如癌症、风湿病、糖尿病等。即便是对于很多常见病，在治疗中也会因个体差异而发生意外。可以说，一部医学史，就是无数失败演绎的历史。医学的每一点进步，都是有代价的。

    遗憾的是，很多患者对医疗效果期望过高，对医疗风险却不认知，不能正确对待医学的失败，以为进了医院就是进了“保险箱”，治不好病就是医生的错，动辄发生过激行为。这不仅极大地伤害了医生的感情，也挫伤了医生探索未知领域的积极性。为此，一些医生只好采取防卫性措施，该做的手术不做了，该冒的风险不冒了。医患互不信任、互相防范，其代价就是医学进步延缓甚至停滞，患者根本利益受损。

    在处理医患关系上，梁启超先生堪称楷模。1926年初，梁启超先生因尿血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医生误诊为他的右肾长瘤，于是做了手术，但右肾取出后，发现并无肿瘤。对于这一手术，当时社会上和梁启超先生的家人多有责言，但梁启超先生本人却十分通情达理，他提出责任不在医院。梁启超对协和医院误诊的宽容，主要是考虑到当时西医刚进中国，医术还不成熟，而老百姓对西医还缺乏认识，协和医院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西医医院，如果大加鞭挞，最终吃亏的是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患者的这种胸怀和雅量，也是促进医学进步的“加速器”。

    医疗卫生和百姓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日益突出，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是难免的。但是，我国人口众多，国情复杂，医疗改革任务艰巨。有的问题是眼下可以解决的，有的则需要长期艰苦努力。目前，政府正在稳步推进城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努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全社会都应给予充分理解和支持，通过医患双方共同努力，加快医疗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的医患关系。如果医生真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整天如同坐在刀尖上，明天谁还敢当医生？

    作者手记：这是2005年最具轰动性的新闻事件之一。当无辜的教授被杀后，一项调查显示，居然有八成的网民同情凶手。这种非理性的判断，触动了我敏感的职业神经。为患者鸣屈，固然可以赢得浅薄的喝彩；但为医生请命，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社会不保护医生，医生怎会保护患者？两败俱伤，何益之有？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自身的未知数最多。因此，医学有两大特点：局限性和风险性。人类对疾病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从宏观上讲，疾病是不可能被人类征服的。科学只知道一部分，医生只能治好一部分疾病，希望公众都能理解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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